突出长效机制 金融精准扶贫需进一步做好质量文

　　全国脱贫攻坚进入攻城拔寨冲刺期，对于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在前期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如何打造长效机制，将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提质增效变得至关重要。

　　央行近日印发《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2020年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金融机构指明了今明两年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思路。

　　产业扶贫既是促进贫困人口较快增收达标的有效途径，也是巩固长期脱贫成果的根本举措。此次《意见》明确，“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帮助贫困地区培育特色优势扶贫产业，深化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促进金融支持与产业扶贫有效融合。”

　　受访专家分析认为，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实施产业扶贫，能够有效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在产业扶贫方面，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诸多探索，也取得了积极成效。来自邮储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邮储银行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含已脱贫人口贷款）938.5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2.46%。其中，产业精准扶贫贷款余额126.7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60.04%。

　　不过，有专家注意到，在金融扶贫实践中，部分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模式不够新、信贷滴灌不够准、利益传导不够实等原因，导致以产业扶贫为核心的金融扶贫利益联结机制在一定程度还存在不够紧密的问题。

　　“下一步金融机构精准扶贫思路，要坚持推进‘融资+融智’扶贫模式，变‘输血’为‘造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董希淼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表示。

　　“创新基于农村各类产权的金融产品和抵押担保服务，比如农村两权、集体产权等，盘活农村资源、资金、资产，定向精准支持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依托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从金融角度提出建议，协助地方政府优化产业发展规划，积极助力扶贫对象创业就业。”董希淼认为。

　　在千方百计满足脱贫攻坚金融需求的同时，还要把防范风险放在突出位置，确保金融扶贫的可持续性。《意见》强调，要“高度关注片面追求贷款规模和覆盖面、以扶贫名义过度举债等可能存在的风险”。

　　作为专门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量身定制的免抵押、免担保的信用贷款，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对于贫困户脱贫增收和助力脱贫攻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实践中，扶贫小额信贷很容易造成信用风险、贷款挪用、偏离扶贫目标的问题。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日前坦言：“要防止有些地方打着扶贫的旗号变相举债，还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扶贫小额信贷去年逾期一度达到30多亿元，对此相关部门很快采取措施、加强监测，逾期率从超1%降到0.4%，应该说目前资产质量很好。”

　　为确保扶贫小额信贷“需求准、管得好、收得回”，银行业需要进一步做好规范工作，在事前及事后做好防控工作。专家对此建议，要严把客户准入，把对象精准、用途真实、效益可期等关键要素作为贷款发放的重要条件，坚决杜绝为了完成考核任务，不顾风险、不管质量盲目发放精准扶贫贷款。与此同时，要准确把控扶贫信贷资金的流向和使用，加强监督检查，严禁扶贫信贷资金挪作他用，确保不形成新的风险隐患。

　　除此之外，董希淼认为，防范扶贫信贷的风险，还要打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他建议，要进一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政府主导的信贷担保体系，改善风险补偿环境。另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构建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体系和失信惩戒机制，提升“三农”信用基础水平，改善农村金融信用环境。

　　从可持续性来看，进一步支持乡村振兴是巩固扶贫脱贫成果的重要途径。《意见》对此也提出要求，“统筹做好金融扶贫和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政策衔接，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水平”。

　　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该从何处发力？此前，央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已给出明确路径：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金融机构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三农”领域，切实增强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突出的问题是要解决好收益—风险不匹配的矛盾。各类金融机构要正确定位、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扶贫性的需求、开发性的需求和商业性的需求。”董希淼表示，对于开发性的需求，应该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不断完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对于可以实现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商业性需求，要着重发挥商业金融机构的作用，不断完善和丰富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种类。

　　除此之外，专家认为，银行业还要继续优化业务审批流程，提高信贷投放效率。“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和整合业务渠道，提高金融服务的技术与数据应用能力，提升金融供给的配置效率和服务水平。”董希淼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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