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移民搬迁故事
青山水库建设是大型水利工程，移民搬迁是必然的事项。当年，涉及崇阳、通城两县的1692户8311人移民中有我家，只不过与其他移民户有所不同的是，为了修建青山水库，我家几度搬迁，辗转山外山里。
青山水库线万民工，从鄂城、蒲圻、通城三县抽调了1.5万民工。一时间发源于大湖山有支流从我老家高滩流到青山河出口，但见两岸写着“农业学大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改造旧山河，建设新崇阳”的标语，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劳动号子、广播声音震得山响。当时我11岁，随父亲放竹排顺水而下，来到沸腾的劳动场面，一时惊呆了，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回去移民了！”
1970年春节一过，父亲就安排我母亲和姐姐把家中能带走的东西归类、分装、捆好，自己随青山水库指挥部的干部到崇阳县的和平区灌溪公社落实要搬迁去的生产队新地址。
老家大青公社高滩大队有一个屋堂，二个生产队即5、6组，住80余户社员，我家是第6生产队，都是移民对象。高滩山湾由白岩山脉而至，位于大泉溶洞北背。屋后群山逶迤，竹林葱茏，鸟声清脆；屋前小畈形似弯月，水如玉带，鱼虾游阔，田若阶梯，恰似世外桃源的富饶之地。
就要离开故土了，我奶奶站在村头久久凝望着山峦和溪水，眼里噙满了泪水。待父亲回高滩时奶奶半开玩笑说：“往年吃了月半粑，一心种庄稼；今年吃了月半粑，一心要搬家。”
正月十六日，一家老小，我奶奶、父母、残疾哑姑、姐妹5个、我弟共11人，在乡亲们的相送下，举家搬迁，离开高滩，恋恋不舍地徒步去青山铺，去崇阳县。有言道穷有三担，富有三船。我们每个小孩背上背着、手中提着东西，大人每人用箩筐挑着一担，随行的工作人员也拿着行李家什的。到达青山铺时，有农用车等着，人和家什上车后，车行驶经崇阳县城向西去灌溪公社的寺前大队11队，即上斗岗垅。这就是我们的移民新家。一路的颠颠簸簸，碰碰磕磕，弟妹都折腾得哭了好几次。
当时，各级领导对我家移民考虑是周全的。这个生产队田多地广，5个屋堂4个姓氏，加上我家又添1个姓氏，容纳一个11口人之家没有挤占田地抢占饭碗的矛盾，但田地很分散，很贫瘠。这里的社员对我家的到来很热情、友善、配合。借住下来后，平宅基、搭砖烧窑、做房子，都是由生产队派强壮劳力和砖匠木匠同我父亲一起加班加点干，集体记工分，农具、柴火和生产用品，也由生产队安排给我家，菜地也整理好了，我和弟妹也在寺前小学顺利入学。
1972年腊月的一天，寺前大队放映电影。晚上即将开映时，喇叭里响起放映员的声音：“社员同志们，今晚放映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赞美的就是我们农民牺牲自己，顾全大局的精神，大家要发扬龙江风格，向江水英等榜样学习。”
第二天，大队书记感慨地说：“我们大队11队的邬汉生一家就是发扬龙江风格的榜样，为了修青山水库，舍小家而移民到我们寺前大队，大家要向他家学习，并要照顾好他家嘛！”
舍小家，是为大家；顾大家，照好小家。前者是我家应该做的“风格与光荣”，后者则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与幸福。
在上斗岗垅居住生活几年，一家人实在难以为继。这个队自然条件很差，没有水库和塘堰灌溉农田，种田望天收，种地太薄收。那个年代靠劳动力吃饭，不然连基本口粮都分不到。我家就我父亲一个正式劳力，我母亲和哑姑加起来算不上一个辅助劳力，一年下来，我家又为11队增加了一个超支大户。
那时候连薯都填不饱肚子，我和弟妹放学回来饿得肚子咕咕叫，眼睛直盯着母亲熬的油锅，那油筋只有大拇指大小，没熬完就抢着吃；再就是盯着大鼎锅焖薯里的一小钵米饭，没分均时有哭鼻子的。
为了一家生计，父亲就想找个较富裕一点的生产队安家。当求到灌溪公社所在地的蛤蟆石大队邬姓宗亲时，他们答应接纳我家。于是举家搬走。待借住下来后，父亲披星戴月开地基、印砖烧窑、奋命劳作，在宗亲的帮助下，于1973年上半年盖起了一连五间的土砖房。到下半年，我上灌溪中学，弟妹上蛤蟆石小学，都是就近上学。这些看得见体味得到的“搬家效果”，使一家人的心宽舒了许多。
1971年4月6日，青山水库封堵导流涵管，开始蓄水，到年底水库大坝和东、西副坝相继筑到设计的127.5米高程，而正常高水位为122.3米。按照正常高水位上游的淹没地域是所有移民户最为关注的，尤其是库容蓄满的夏季防洪期间，有移民户绕水翻山去观看实际淹没情况。这是令人十分理解的，毕竟那里是移民们的祖先留下的胎记，创下的祖业，那些祖先的坟茔也大多进行过搬迁，搬迁的和不需搬迁的祖坟仍躺在那深山峡谷里，守望着迷离的家园；而活着的移民们的乡情与旧梦，也遗落在那崇山溪水中，成为纯净珍贵的乡恋情结。
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一些移民户在等待与观察后觉得可重返深山，重建家园，于是从1973年起陆续有移民户再度“移民”，迁至老家。我父亲也陷入沉思中，蛤蟆石邬家亲如一家，有山有水，有田有地，是“山”外的理想居地，再搬家进山又劳神费力。但旧梦萦绕，故土难舍，最后还是决计返乡。
1975年9月，举家搬迁至金家冲青咀，这里叫茬下高滩，仍是我家原移民的大队。茅棚搭在青咀山脚，位于小溪边。冬去春来，但见“易涨易退山溪水，每逢大雨茅棚洗。”无奈这下，第二年下半年我父亲找到王家埚讨块山地再度搭棚，居住到1981年才改建了土砖瓦房。
这样算来，从1970年2月到1975年9月的五年多时间内，我家移民2次，借住2次，搭茅棚2次，做土砖房2次。有道是，桃移三次骨也红，人移三次骨子穷。那年月，我家真是越搬越穷，越穷越搬！
勤劳人家天眷顾，我自苦中酿蜜来。1979年是我人生的转折之年、幸福之年，因家亲的姻缘也圆满了我的姻缘。当时我随房叔挑其聘礼到崇阳县华陂公社太平大队甘家提亲时，于酒席间邂逅一位妙龄少女，华陂高中校花，就是我现在的妻子甘淑瑞。 当我俩互获好感继续交往书信来往时，她借进山砍柴之机，约了生产队的三个姐妹前往我家实施“火力侦察”，结果在一排茅棚前也就是我王家埚的家见面。人说家徒四壁，我家的茅棚哪有墙壁啊！令我好不尴尬！我只有老实交待的份了，于是将我家移民又搬迁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了，余下只有听天由命了。
她回到父母身边，好一阵子的委屈，心存纠结。当她父母听了我家的移民搬迁的“故事”后，她父亲郑重地说：“邬家于国有忠义，于家有情义，值得敬重！”她母亲含情地说：“号平这孩子忠厚老实，人也聪明，可以托付终身！”
次年我俩在茅棚里完婚。婚后她到高滩小学当老师，我1977年高中毕业就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那些返乡的移民邻居逢人便说：“邬家前世有福哇，一个茅棚屋里出了一对鸳鸯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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