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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减贫的核心机制

三农新闻 2019-11-14 23:4486未知村民自治信息网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使得农村的公共积累规模扩张,这些公共积累带来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提升,而公共品供给的增加直接有利于减贫。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庄,能够把相当规模的集体经济收益用于提升本村的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能够有效地提升本村的卫生站的医疗水平和医生收入水平,也能够在老年居民的养老保障方面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在一些农村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其小学教学设施和卫生站设施比较完备,老年农民的饮食和医疗等得到较高水平的保障,甚至可以以较大的力度推进本村的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农田水利建设。在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持比较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强弱成为影响一个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重要变量。而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是影响一个地区农民贫困化程度的核心变量。因此,发展好农村集体经济,通过集体经济的力量来有效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是有效减贫的重要保障。

  第二,人力资本提升效应。这里面包括就业、技能、管理才能(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可以吸引农村贫困人群来就业,而就业本身不仅可以极大地提升贫困农户的收入,而且提高了贫困人群的个体知识和技能,增加了其人力资本。同时,一些贫困人群还可以以各种方式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从而逐步地提升其管理能力。贫困人群中一些优秀的分子,还可以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成长为比较高层的管理者,成长为企业家,从而具备了企业家精神。阿玛蒂亚﹒森认为,可行能力的提升是贫困人群摆脱贫困的关键。而可行能力的提升,包含着知识、技能、创新能力、管理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等多方面的维度,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可以在这些维度上起到积极的培育和促进作用,使贫困人群的人力资本和可行能力得到综合的提升。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广泛发展的社队企业,实际上对农民的知识、技能、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塑造起到重要的作用,农民身上蕴含着巨大的创造力,他们的人力资本一旦通过集体经济的途径得到开发,必将爆发出巨大的潜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集体经济(包括合作社等)就是一所培育贫困人群人力资本的大学校。

  第三,民主机制与公共决策能力效应。集体经济带有“公共”特征,需要公共决策,这些公共决策不是单个农民能够完成的,必须以一种民主化的、集体的方式和机制来解决。因此,如果一个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了,就必然带动村庄民主决策机制的完善,带动乡村治理的完善和规范,从而极大地提升农民的公共决策能力。而民主机制的完善和村民公共决策能力的提升,会使集体经济发展地更好,会使村庄的集体决策更有效率和更加正确,这必将对贫困人口福利的提升起到很大作用。很多国内外文献都已经证明,乡村民主化进程有利于收入分配和公共决策的有效性,有利于村民的福利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显然可以通过乡村民主化和公共决策能力的提升来增强村庄整体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从而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发展与减贫。

  第四,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效应。社会资本是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人力资本同等重要的资本。社会网络越紧密,成员之间协作越频繁和复杂,成员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就越多。王曙光、王琼慧(2018)系统地提出了社会网络扶贫的理念。中国的扶贫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依靠农村的大规模组织建设和社会重构来促进农村发展和减贫,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供销合作制度和信用合作制度等,强调把分散的原子化的小农组织起来,从而使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大为提高,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网络。这些社会网络的形成,对于农村居民大面积减少贫困十分重要,是在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条件下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得以提升的重要制度因素。在农民组织化的过程中,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慢慢形成,农民不再是一盘散沙;这些社会网络赋予农民大量的看不见的社会资本,使个体农民在农村社区中获得发展的机会,甚至创造个体农民根本无法想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和社会重建成就,五、六十年代所形成的红旗渠等一大批震撼人心的、堪称世界奇迹的水利工程、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所获得巨大进步,都是值得肯定的。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增进了农民协作的效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构造变得容易,人和人之间的协作极为频繁且成本降低,突破了单个农民孤苦无助的局限,使农民拥有了广泛的社会资本,提升了农民创业和增收的概率,增强了农村减贫的内在动力。

  第五,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效应。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体现为乡村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较为初级的阶段,农村集体经济往往着重于开发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开展具有规模效应的养殖和种植业,从而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随着第一产业的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农村集体经济更多地着重于发展基于种养殖业的农产品加工和制造业,从而促进了农村第二产业的发展;到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较为高级的阶段,农村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基于本地的农副产品的比较优势,而且开始发展那些与当地农业产品完全没有关系的其他工业制造业,并开始发展以文化产业、旅游开发为核心的第三产业,促进农村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在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打来巨大的减贫效应,促使贫困农户的就业率和收入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农村产业发展更是一个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随着农村的一、二、三产业的联动发展,农村的各种资源都会得到更好的动员和更优化的配置,从而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和回报率,从而带动扶贫事业的开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扶贫是最有效的扶贫,因为所有的与扶贫相关的农村发展举措(包括社会网络建设、人力资本提升、农村民主机制建设等),其作用都是更好地提升农村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减贫事业的发展。

  第六,心理与伦理效应。集体经济的发展所指向的是群体的发展权益、群体的自组织能力、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助和资源共享、以及群体借助集体经济组织所获得的安全感和受关注感。贫困人群陷入贫困不能自拔,甚至在贫困状态下感到绝望(有些甚至在不太贫困或者相对富裕的情况下感到绝望),除了物质层面的原因之外,更加值得关注的原因在于其缺乏安全感和受关注感,因而陷入孤独和绝望,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的恶性事件证明了这一点。在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农村地区,集体不仅有较多的财力保障的基本需要,而且可以通过群体的力量给予更多的精神关照和心理呵护,从而使这些贫困人群(包括因病因残而致贫的人群)摆脱绝望感和被抛弃感。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的伦理建设也有非常大的助益。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村实行了村民自治,乡村治理失效的问题在农村普遍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集体经济式微之后,村集体在村庄决策中的话语权严重失落,其在农村社会事务中的权威逐步丧失,从而导致乡村治理在一些地区的带有普遍性的溃败。乡村治理的溃败,再加上村庄人口的流动性的增加、农村社区的逐步开放、农村青壮劳动力外流等,使得农村的伦理失序状况更加严重,有些学者甚至用“礼崩乐坏”来形容当下的农村治理现状。一个伦理严重失序的农村是很难获得发展的,当然也是很难实现有效的减贫的,甚至会加剧贫困的状况。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农村居民的凝聚力,也使得村集体的经济实力增强,这就使村集体有更强的动力和实力来加强村庄的治理,从而使伦理失序的农村变为讲究道德的农村。一些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农村,借助道德建设,使农村的风气为之一新,使村庄孝亲敬老、互助友爱、诚实互信的精神得以弘扬,有效改善了村庄的治理,从而极大地有利于村庄贫困人群的生活与生产,使村庄的整体发展更加具备内在动力。总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带来贫困人群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同时可以提升村庄的总体伦理水平,有利于持续深入的减贫工作。

  第七,外部资源对接效应。集体经济比个体农民更容易对接外部的资源,如企业资源、政府资源以及各种中介机构、社会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者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村集体更有动力和能力与各种外部资源对接,从而实现本村的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外部资源的进入,不仅使得农村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高,而且引入了外部的智力资源,引进了新的发展理念,这些都有益于农村减贫。

  在系统解析了农村集体经济对减贫的七个主要的机制之后,我们也不应忽视农村集体经济在运行机制中有可能对农民福利和减贫造成负面效应的因素或者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主要涉及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村集体领导人的素质、农村集体经济的内部治理结构、农村集体企业对接外部市场的效率等。今天,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内在和外在因素的挑战:从内部来说,农村集体经济的委托-代理问题所导致的管理上的道德风险无处不在,农村经理人市场的发育不足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水平受到重大局限;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均存在缺陷,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层面良莠不齐,可持续的机制构建任重道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建设更加有利于底层的贫困人群的发展机制,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从外部来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还受到一个地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要素配置效率、人力资本市场和地方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深刻制约,这些因素都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绩效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从制度层面和机制层面进行系统的创新,以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在活力,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在减贫方面的机制设计,这是未来一段时间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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