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育出“金种子”

　　在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大茅村的一片高大的椰林和槟榔林中，十余亩水稻突然拉低了“海拔”，一片翠绿点缀在周围浓墨重彩的铜棕和深绿之间。

　　这是衡阳市农科所在海南的农作物育种与繁殖基地。1971年以来，每年10月下旬，随着衡阳进入微凉秋季，衡阳农业科研团队就带着自己精心选出的“金种子”来到这片温暖的土地，开展品种选育、繁殖、制种、鉴定等工作。

　　“目前这里的十余名科研人员都在研究杂交水稻，每人手头可能同时有几个课题项目。”早上7时15分，73岁的基地“元老”、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林芳仕就已下到田里察看他的新实验品种。他说，三亚不仅气候温暖，可以加代繁殖缩短育种年限，其野生海南属植物和南亚野生稻更是全国独有，能为科研育种提供宝贵的种质资源。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精力主要放在一季稻研究上，而衡阳冬季寒冷，需要抗冻、抗虫害较好的晚稻品种。”林芳仕说，当时衡阳地区的晚稻常规稻亩产仅一两百公斤，如果选育适宜的杂交稻作晚稻，使一季变双季，粮食产量则有可能翻倍。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十余名科研人员集中攻关，终于取得了骄人成绩，其选育的T优H505、H优636、H优7601等杂交晚稻，先后成为我国南方稻区的主栽品种。“仅1976年至1979年，杂交水稻就为衡阳增产粮食2.62亿公斤。”林芳仕说，粮食的富足，也让衡阳在全国率先取消粮票使用。

　　作为第一批派驻海南繁殖基地的衡阳农科所研究员，林芳仕不仅担负着育种、选种的科研重任，还承担着垦荒、播种、浇水、施肥、赶鸟、除草等技工活儿。“晚上怕试验田的谷子被鸟吃，就铺点稻草睡在田边。”林芳仕回忆。

　　“苦不苦？肯定苦。祖国那时候急需解决‘肚子温饱’问题，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为国尽忠、为民效力，有什么苦吃不得？”林芳仕坚定地说。

　　附近的一片水稻试验田中，衡阳市农科所水稻育种攻关二组副研究员、袁隆平院士的学生郭国强也正忙着选种。

　　“要选个头均等、结构匀称、谷粒饱满、结实率高的植株。”郭国强好像一位“阅卷老师”，在“考场”逡巡察看。每看准一株，他就伸出右手，又快又准地捋下谷粒，然后小心地装进带有编号的羊皮纸袋中。

　　“育种界有个说法叫‘品种论英雄’。实际上‘英雄’不好当，‘冷板凳’倒是常坐。”郭国强说，一个新品种从灵感迸发到最后实验、检测、认定，至少要10年时间，成功的几率也只有十万分之一。

　　几年前，郭国强在培育某杂交水稻父本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植株更高、生长周期更短的变异株。这让他很兴奋，想着这可能繁殖出一个稳定的新父本品种，就夜以继日地攻关研究。

　　“大家白天地里做实验，晚上回去聊进展，一连干了几个月。”然而，大量的实验结果让郭国强大失所望，变异株与原父本品种仅有2个基因差异，而新品种的“诞生”至少要与已知品种有4个基因差异。

　　虽屡经挫折，但郭国强无疑是幸运的。近20年的农业科研生涯，他已成功培育出两用核不育系“K1405S”、旱稻光温敏两用核不育系“琼香S”等多项成果。就在记者到访当天，郭国强选育的湘两优755一季中稻组合，迎来通过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好消息。

　　在地里，一位20来岁的青年小伙扎在专家群中，“白”得格外显眼。他是衡阳市农科所最年轻的科研人员刘峰，2014年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

　　“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看着父母用汗水换收成。那时我就盼望着，有一颗种子，种下去可以让农民少操点心、多结点穗。”在刘峰看来，做一名育种工作者，正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大学里提前接触各类农学知识，等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步，我们应该把这种眼界转化为实践优势。”刘峰认为，农业并不只有苦和累，更是年轻人大展作为的广阔天地。

　　一粒种子可以成就一个世界。48年间，衡阳“南繁”科研团队已选育出59个农作物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在全国累计应用推广面积达3亿亩，创造经济效益逾百亿元。

　　他们是育种领域的尖兵，也是别人的儿子、丈夫与父亲，承担着家庭的责任。但是，他们选择做育种科研的“候鸟”，每年有近半的时间蛰伏在南方千里之外的山间田野，不能尽到对家庭的责任。

　　在三亚采访的几日，记者听到了他们许多艰辛与遗憾的故事，却从不见他们气馁。

　　“做科研有很崇高的使命感，我们就像‘候鸟’一样，循着祖国发展的‘磁场’，定位人生前进的方向。”林芳仕说，这也是所有“南繁”育种人的自豪感所在。

　　正因为有他们对育种科研事业的忠诚与付出，才有中国人民当今“衣食无忧”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