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 转出现代农业发展新天地
产业兴旺、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土地流转、增收减负、基层治理、文化振兴放眼乡村和城市，这些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备受关注。从本期起，“行走基层区域纵深”版推出“解剖麻雀”栏目，记者走进城乡社区街巷和田间地头等一线现场，捕捉基层生动事例，总结基层新鲜经验。该栏目通过解剖一个麻雀，聚焦一个主题、解决一个问题，以此增强记者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解剖一只麻雀海曙区洞桥镇(三李村、百梁桥村)
5月17日，雨后初霁。走进海曙区洞桥镇三李村、百梁桥村，举目望去，白鹭飞舞在连片的农田间，金黄小麦绵延远方，青青稻秧和挺拔蔺草生机勃勃，构成了一幅初夏乡村田园美景图。
“过两天就要收割小麦了，这150亩小麦全部机械化收割，3个人两天就能搞定。”三李村“种粮大户”、海曙宁锋粮机合作社负责人方建笃定地说。
“村里粮食种植得到保证，村基础设施管理成本大幅降低，20多家私营企业用工也不愁。”三李村党支部书记马锡军感慨道。
在三李村和百梁桥村，土地流转后集中连片，统一规划、统一经营，实现了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生产，一改过去土地分散、小打小闹、各自为政的状况，不仅让方建这样的经营者尝到了甜头，也让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户和村集体尝到了甜头。可以说，土地的高效利用和产业化经营，让这里呈现一片现代农业发展新天地。
三李村原以农户自发流转为主。马锡军回忆，当时，村民就业门路多了，种地已不是主要收入来源，农户自发流转土地进行二轮承包，但出现了各类问题和矛盾，“比如因合同协议不规范引发纠纷；因权证面积不准确，出现虚报种植面积、冒领农业补贴现象；还有在基本农田里种植果树、挖塘养鱼及搭建农棚等违法违规行为。”
2003年，三李村尝试土地集中委托流转，2005年，全村335户村民的1285亩土地全部委托给村集体，承包给方建种植粮食，“从335户集中到1户，许多矛盾迎刃而解。”马锡军说，土地流转后，村里监管对象集中了，便于对焦问题，避免过去监管面广量大、法不责众的尴尬境地，农业基本建设项目落地也容易了，农业产业化不再是一句空话；过去一家一户经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农业灌溉水电浪费严重，机埠、机耕路等农业基础设施修复费用高，现在由经营户分担维护，村集体节省了开支。
作为目前三李村唯一的种地者，方建点赞土地流转前“逐户逐畈对合同面积、种植情况进行审核检查并公示”的做法，“数据真实可靠、合同规范，我也能放心地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了。”
方建在三李村进行了小麦、水稻和蔺草轮作，还开出了农资连锁经营公司和“庄稼医院”，服务周边大户。2015年开始，他引进稻麦秸秆打捆一体机等新型农机产品，开启生态循环农业的新路。
“过去水稻秸秆全部作为废物处理，或在野外焚烧，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如今，有了稻麦秸秆打捆一体机一边收割、一边打捆，将水稻秸秆用于雷竹笋覆盖或者奶牛饲养。和传统的谷壳覆盖雷竹笋相比，秸秆空心更保温透气，加速雷竹笋早日出笋。”方建说，他收集的打捆秸秆从2015年的722吨，增加到2018年的5565吨，数量居全市前列，“以每亩覆盖5吨计算，可覆盖面积1100亩，大大增加了笋农和合作社双方的收益。”
循着探索生态循环农业的思路，洞桥镇还就地取材，布点百梁桥村建设沼液贮存池，对辖区内国内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宁波开诚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产生的废沼液进行二次发酵处理，使之变身有机肥料，在统一流转的农田上大规模使用，节省了废物处理的成本和农田所需的肥料成本，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和三李村一样，百梁桥村也实现了整村土地流转，“接手”全村1190亩土地的是如今远近闻名的洞桥镇南瑞粮机合作社负责人、“种粮大户”许跃进。
作为土生土长的百梁桥村民，许跃进乘上土地流转的“快车”，在种粮的康庄大道上向前奔驰，不仅将自己从本土传统农民变身为现代新型农民，而且将粮食生产推向优质高产，极大地提升了土地规模经营效益。
许跃进回忆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20岁的他在村里担任手扶拖拉机驾驶员时的情景，那时全村三个生产队总共只有三台拖拉机，乡亲们靠着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从微薄的一亩三分地里艰辛“刨食”。如今，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不断追赶着农业现代化潮流，“合作社的拖拉机、收割机、除虫机、农用飞机等农业机械一应俱全，实现了从育秧、播种、病虫害防治，到施肥、收割、烘干等粮食生产的全部环节的机械化，只需五六人就能完成这1190亩土地的日常田间管理。”
许跃进坦言，粮食种植和其他农业生产一样，前期投入较大，回报相对较慢，也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与村里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后，有了镇、村的信用担保，融资渠道得以畅通，合作社购买种子、化肥、农药所需资金的燃眉之急得到缓解。同时，镇、村经常组织经营户参加农业知识培训，专家经常下乡辅导，服务到家。
而各级政府对土地规模化生产、购买农机设备和新型农业机械等各类资金补助，让他感到安心。他算了一笔账：“加上国家早稻每百公斤补贴46元，晚稻每百公斤补贴40元，合作社亩均收入约2600元，利润约为10%，每年有20多万元入账。”
在许跃进看来，“种粮不光为了赚钱，还要担责任，推动优质高产，确保粮食安全。”有着25年种粮经验的他如今已变身为“科技控”，迷上了推陈出新的田间防控和航空植保等技术，开展新品种示范、品种对比、高产攻关等科技试验，不断将粮食产量推向新高。2008年度至2013年度，他创造了浙江省9项农业吉尼斯纪录，其中2012年，他创造了“甬优12号”百亩示范方平均亩产963.65公斤的全国单季稻百亩最高纪录。
许跃进成为洞桥镇粮食生产的“金字招牌”，也吸引了扬州大学农学院专家团队的关注，8年前双方合作开启国家级课题“长江中下游地区单季晚粳优质高产项目”研究，在种粮现代化之路上继续前行。
百梁桥村除了整村耕地流转种植粮食作物，还流转出林地形成独具特色的经济作物。这几天，位于该村庙准山新莳农场的山坡果园里，樱桃、杨梅、桃树枝繁叶茂，橙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一片丰收在望景象。
“樱桃采摘刚结束，其中五一节当天来了2500多名采摘游客，场景火爆。枇杷也已开摘，不愁客源。”32岁的农场负责人任刚开心地说，新莳农场不存在农户经常遭遇的“丰产丰收却卖难”烦恼，说明他前期科学规划的路子对了。
任刚2009年从国际经贸专业大学毕业后，曾经从事一年外贸工作。2010年，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割舍不下对农业农村的情怀，辞职做农民，与百梁桥村签订流转合同，承包了120亩山地，种上了100亩樱桃，以及枇杷、杨梅、水蜜桃、猕猴桃等果树。
在果园各项工程启动之前，任刚率先定位了五年到十年后的市场，显示了一位新型职业农民与时代接轨的高素养。“新莳农场距离城区约25公里，到洞桥高速互通10分钟车程，交通便利。周边有百梁古桥、它山堰、五龙潭风景区，我要改变一般果园与水果批发市场联手的营销方式，独辟蹊径开辟采摘游市场。”任刚当时心里有笔账，“发展观光采摘项目，不需要人工采摘、物流、冷藏等成本，果实的附加值增加了，还让游客获得了独特的田园体验，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如今，五六个人组成的电商团队撑起了新莳农场的市场营销，樱桃全部通过采摘游的方式完成销售，“从2014年开启采摘游，到2018年采摘游客达到4.6万人次，年收入达到500万元，利润占比三分之一。”任刚开心地表示。
从一名农业“门外汉”到胸有成竹的“职业农民”，任刚有自己的“生意经”：“打造高品质水果和提供优质服务，是形成良性采摘游市场的保证。”
这些年，新莳农场先后投入六七百万元，采用最先进的现代化水肥管理系统，打造无公害、绿色果园；同时，客户下单后，就持续跟踪服务，提供有针对性的交通、餐饮等提示信息服务，还为回头客专门准备伴手礼。
有了成熟的营销网络和稳定的客户，2017年，任刚“乘胜追击”，以“田甜恬”为名，开出了线下农产品实体直营店，形成了线上引流、线下采摘、门店销售的良性产销链。
加快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继农村家庭承包制之后，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大制度创新，宁波各地乡村都在积极实践。
记者通过在洞桥镇三李村和百梁桥村的蹲点调查，深切感受到当地土地流转之所以成功走出一条路来，关键在于抓住了“整村流转”这个“牛鼻子”。
加快农业现代化，需要一批现代职业农民，这些职业农民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像许跃进那样传统农民的华丽转身。他们虽然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丰富，通过专业培训，完全可以成功转型。二是像任刚那样外来的或返乡的大学生“农创客”，以及其他社会农业投资者。
无论是许跃进施展规模耕作的才能，还是任刚推进农旅结合创新营销新模式，都需要一个成块连片、规模经营的土地作为前提，而“整村流转”的改革举措，为实现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空间。
整组整片整村实行委托流转，是我市深化农村改革中的一项创新工作，得到了农业农村部和省农业农村厅的充分肯定。一是提升土地流转规范水平，充分发挥村级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土地流转规范性，稳定农村土地流转关系。二是提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整村整组流转，村组统一规划整理，统一引进经营主体，一方面促进土地要素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改建提升基础设施，提升农村村容村貌，改善村居环境。三是促进农民增收，一方面流出土地的农户获得了稳定的流转费，另一方面流入土地的经营户通过适度规模经营降低了经营成本，获得了规模化经营效益，增加了收入。
即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通过土地流转，使农户分散的土地得以集中连片，统一规划、统一经营，有力推进农业经营规模化、专业化，它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
产业兴旺、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土地流转、增收减负、基层治理、文化振兴放眼乡村和城市，这些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备受关注。从本期起，“行走基层区域纵深”版推出“解剖麻雀”栏目，记者走进城乡社区街巷和田间地头等一线现场，捕捉基层生动事例，总结基层新鲜经验。该栏目通过解剖一个麻雀，聚焦一个主题、解决一个问题，以此增强记者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解剖一只麻雀海曙区洞桥镇(三李村、百梁桥村)
5月17日，雨后初霁。走进海曙区洞桥镇三李村、百梁桥村，举目望去，白鹭飞舞在连片的农田间，金黄小麦绵延远方，青青稻秧和挺拔蔺草生机勃勃，构成了一幅初夏乡村田园美景图。
“过两天就要收割小麦了，这150亩小麦全部机械化收割，3个人两天就能搞定。”三李村“种粮大户”、海曙宁锋粮机合作社负责人方建笃定地说。
“村里粮食种植得到保证，村基础设施管理成本大幅降低，20多家私营企业用工也不愁。”三李村党支部书记马锡军感慨道。
在三李村和百梁桥村，土地流转后集中连片，统一规划、统一经营，实现了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生产，一改过去土地分散、小打小闹、各自为政的状况，不仅让方建这样的经营者尝到了甜头，也让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户和村集体尝到了甜头。可以说，土地的高效利用和产业化经营，让这里呈现一片现代农业发展新天地。
三李村原以农户自发流转为主。马锡军回忆，当时，村民就业门路多了，种地已不是主要收入来源，农户自发流转土地进行二轮承包，但出现了各类问题和矛盾，“比如因合同协议不规范引发纠纷；因权证面积不准确，出现虚报种植面积、冒领农业补贴现象；还有在基本农田里种植果树、挖塘养鱼及搭建农棚等违法违规行为。”
2003年，三李村尝试土地集中委托流转，2005年，全村335户村民的1285亩土地全部委托给村集体，承包给方建种植粮食，“从335户集中到1户，许多矛盾迎刃而解。”马锡军说，土地流转后，村里监管对象集中了，便于对焦问题，避免过去监管面广量大、法不责众的尴尬境地，农业基本建设项目落地也容易了，农业产业化不再是一句空话；过去一家一户经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农业灌溉水电浪费严重，机埠、机耕路等农业基础设施修复费用高，现在由经营户分担维护，村集体节省了开支。
作为目前三李村唯一的种地者，方建点赞土地流转前“逐户逐畈对合同面积、种植情况进行审核检查并公示”的做法，“数据真实可靠、合同规范，我也能放心地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了。”
方建在三李村进行了小麦、水稻和蔺草轮作，还开出了农资连锁经营公司和“庄稼医院”，服务周边大户。2015年开始，他引进稻麦秸秆打捆一体机等新型农机产品，开启生态循环农业的新路。
“过去水稻秸秆全部作为废物处理，或在野外焚烧，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如今，有了稻麦秸秆打捆一体机一边收割、一边打捆，将水稻秸秆用于雷竹笋覆盖或者奶牛饲养。和传统的谷壳覆盖雷竹笋相比，秸秆空心更保温透气，加速雷竹笋早日出笋。”方建说，他收集的打捆秸秆从2015年的722吨，增加到2018年的5565吨，数量居全市前列，“以每亩覆盖5吨计算，可覆盖面积1100亩，大大增加了笋农和合作社双方的收益。”
循着探索生态循环农业的思路，洞桥镇还就地取材，布点百梁桥村建设沼液贮存池，对辖区内国内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宁波开诚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产生的废沼液进行二次发酵处理，使之变身有机肥料，在统一流转的农田上大规模使用，节省了废物处理的成本和农田所需的肥料成本，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和三李村一样，百梁桥村也实现了整村土地流转，“接手”全村1190亩土地的是如今远近闻名的洞桥镇南瑞粮机合作社负责人、“种粮大户”许跃进。
作为土生土长的百梁桥村民，许跃进乘上土地流转的“快车”，在种粮的康庄大道上向前奔驰，不仅将自己从本土传统农民变身为现代新型农民，而且将粮食生产推向优质高产，极大地提升了土地规模经营效益。
许跃进回忆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20岁的他在村里担任手扶拖拉机驾驶员时的情景，那时全村三个生产队总共只有三台拖拉机，乡亲们靠着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从微薄的一亩三分地里艰辛“刨食”。如今，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不断追赶着农业现代化潮流，“合作社的拖拉机、收割机、除虫机、农用飞机等农业机械一应俱全，实现了从育秧、播种、病虫害防治，到施肥、收割、烘干等粮食生产的全部环节的机械化，只需五六人就能完成这1190亩土地的日常田间管理。”
许跃进坦言，粮食种植和其他农业生产一样，前期投入较大，回报相对较慢，也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与村里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后，有了镇、村的信用担保，融资渠道得以畅通，合作社购买种子、化肥、农药所需资金的燃眉之急得到缓解。同时，镇、村经常组织经营户参加农业知识培训，专家经常下乡辅导，服务到家。
而各级政府对土地规模化生产、购买农机设备和新型农业机械等各类资金补助，让他感到安心。他算了一笔账：“加上国家早稻每百公斤补贴46元，晚稻每百公斤补贴40元，合作社亩均收入约2600元，利润约为10%，每年有20多万元入账。”
在许跃进看来，“种粮不光为了赚钱，还要担责任，推动优质高产，确保粮食安全。”有着25年种粮经验的他如今已变身为“科技控”，迷上了推陈出新的田间防控和航空植保等技术，开展新品种示范、品种对比、高产攻关等科技试验，不断将粮食产量推向新高。2008年度至2013年度，他创造了浙江省9项农业吉尼斯纪录，其中2012年，他创造了“甬优12号”百亩示范方平均亩产963.65公斤的全国单季稻百亩最高纪录。
许跃进成为洞桥镇粮食生产的“金字招牌”，也吸引了扬州大学农学院专家团队的关注，8年前双方合作开启国家级课题“长江中下游地区单季晚粳优质高产项目”研究，在种粮现代化之路上继续前行。
百梁桥村除了整村耕地流转种植粮食作物，还流转出林地形成独具特色的经济作物。这几天，位于该村庙准山新莳农场的山坡果园里，樱桃、杨梅、桃树枝繁叶茂，橙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一片丰收在望景象。
“樱桃采摘刚结束，其中五一节当天来了2500多名采摘游客，场景火爆。枇杷也已开摘，不愁客源。”32岁的农场负责人任刚开心地说，新莳农场不存在农户经常遭遇的“丰产丰收却卖难”烦恼，说明他前期科学规划的路子对了。
任刚2009年从国际经贸专业大学毕业后，曾经从事一年外贸工作。2010年，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割舍不下对农业农村的情怀，辞职做农民，与百梁桥村签订流转合同，承包了120亩山地，种上了100亩樱桃，以及枇杷、杨梅、水蜜桃、猕猴桃等果树。
在果园各项工程启动之前，任刚率先定位了五年到十年后的市场，显示了一位新型职业农民与时代接轨的高素养。“新莳农场距离城区约25公里，到洞桥高速互通10分钟车程，交通便利。周边有百梁古桥、它山堰、五龙潭风景区，我要改变一般果园与水果批发市场联手的营销方式，独辟蹊径开辟采摘游市场。”任刚当时心里有笔账，“发展观光采摘项目，不需要人工采摘、物流、冷藏等成本，果实的附加值增加了，还让游客获得了独特的田园体验，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如今，五六个人组成的电商团队撑起了新莳农场的市场营销，樱桃全部通过采摘游的方式完成销售，“从2014年开启采摘游，到2018年采摘游客达到4.6万人次，年收入达到500万元，利润占比三分之一。”任刚开心地表示。
从一名农业“门外汉”到胸有成竹的“职业农民”，任刚有自己的“生意经”：“打造高品质水果和提供优质服务，是形成良性采摘游市场的保证。”
这些年，新莳农场先后投入六七百万元，采用最先进的现代化水肥管理系统，打造无公害、绿色果园；同时，客户下单后，就持续跟踪服务，提供有针对性的交通、餐饮等提示信息服务，还为回头客专门准备伴手礼。
有了成熟的营销网络和稳定的客户，2017年，任刚“乘胜追击”，以“田甜恬”为名，开出了线下农产品实体直营店，形成了线上引流、线下采摘、门店销售的良性产销链。
加快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继农村家庭承包制之后，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大制度创新，宁波各地乡村都在积极实践。
记者通过在洞桥镇三李村和百梁桥村的蹲点调查，深切感受到当地土地流转之所以成功走出一条路来，关键在于抓住了“整村流转”这个“牛鼻子”。
加快农业现代化，需要一批现代职业农民，这些职业农民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像许跃进那样传统农民的华丽转身。他们虽然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丰富，通过专业培训，完全可以成功转型。二是像任刚那样外来的或返乡的大学生“农创客”，以及其他社会农业投资者。
无论是许跃进施展规模耕作的才能，还是任刚推进农旅结合创新营销新模式，都需要一个成块连片、规模经营的土地作为前提，而“整村流转”的改革举措，为实现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空间。
整组整片整村实行委托流转，是我市深化农村改革中的一项创新工作，得到了农业农村部和省农业农村厅的充分肯定。一是提升土地流转规范水平，充分发挥村级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土地流转规范性，稳定农村土地流转关系。二是提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整村整组流转，村组统一规划整理，统一引进经营主体，一方面促进土地要素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改建提升基础设施，提升农村村容村貌，改善村居环境。三是促进农民增收，一方面流出土地的农户获得了稳定的流转费，另一方面流入土地的经营户通过适度规模经营降低了经营成本，获得了规模化经营效益，增加了收入。
即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通过土地流转，使农户分散的土地得以集中连片，统一规划、统一经营，有力推进农业经营规模化、专业化，它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