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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根基方能振兴腾飞——“乡村振兴与县域经

招商引资 2019-06-20 19:20103未知村民自治信息网

  乡村振兴靠什么?我觉得一靠制度,二靠投入。制度和投入是互相影响的。只有设计出来很好的制度,才能吸引足够多的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来投入。只有设定出很好的制度,那些投入才不至于打水漂,政府的投入才会有效果。

  制度方面,乡村振兴我觉得主要要关注这七大类制度,一是土地财产制度,二是集体产权制度,三是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四是投融资管理制度,五是各类补贴、补偿制度,六是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制度,七是乡村治理制度。

  乡村振兴制度设计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第一、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这个作为一条红线,不能踩。第二、要遵循城乡一体化原则,允许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农村的要素可以自由进城,城市的要素也可以自由下乡。第三、要平等保护农民和利益相关方的权益,既要保护农民和农民主体的权益,也要保护城市资本下乡应该获得的权益。第四、要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如果乡村振兴的制度要设计的话,一定要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你应有的权利我给你,你应尽的义务一定要做起来。第五、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关系,顶层设计的灵感来自地方创新,如果没有地方创新,顶层设计也没有灵感。第六、要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相结合。乡村振兴制度设计一定要解决目前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第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衔接。正式制度就是我们的政策、法律和法规,非正式制度就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第八、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这两个制度结合一定要互相融合,不能互相排斥,要能够自由转换。如果这两个制度体系是两个平行线是不行的。如果这些原则没有得到遵守的话,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起来难度就更大。

  构建具有善治格局等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首先要加强党在农村基层全面领导制度,构建全覆盖的基层党组织体系;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选举担任村委会主任,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形式确定下来;努力提高村干部待遇水平,让有能力的村干部进得来、留得住;拓宽村干部发展渠道,在村干部中定向招考公务员。

  其次,运用好党员“积分制”和“党员夜校”等手段,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党员积分可采取三种渠道:直接积分、党员申报积分、支部提议积分或扣分,年底奖惩。同时,通过“党员夜校”不断提升党员的素质和服务农村工作的本领。

  再次,充分运用好村规民约等规则化治村宝典,强化村民自治。梳理和理清现有乡村管理制度和规范,将村里难点问题和急需规范事项纳入制度体系,将乡镇党委的治村意图与村民自治共意融合。村域范围内的违建、环境、安全、违法出租等问题均可列入村民自治章程。

  第四,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制。进一步清理乡镇党政组织的权力、机构、人员及资源落实权力清单,整合基层公共服务、行政执法等力量,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农村综合管理、指挥、服务和行政执法的平台体制。大力培育新社会治理主体,特别是鼓励和引进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参与农村基层的治理。

  第五,精准供给农村公共文化,引导乡村德治。推动志愿服务下沉到文化人才和文化资源相对紧缺的农村,探索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多渠道增加供给。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投入办法,扶持地方文化社团特别是农村文化社团的创新行为。去除农村攀比文化、人情文化带来的无效社会资本消耗。

  2018年成都全市农业增加值541.7亿元、同比增长3.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135元、同比增长9.0%。但仍存在产业融合性不够高、农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乡村产业振兴必须依靠绿色兴农、质量兴农、科技兴农。一是以现代农业功能区和园区建设为载体,推动产业加速集聚。成都将把发展现代农业功能区及园区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发展绿色优质安全农产品;加快建设“7+7”现代农业功能区及重点园区,促进上下游产业集约集群,带动形成5大千亿产业集群。

  二是以特色镇和川西林盘建设为重点,推动产业跨界融合。注重植入旅游、康养等产业元素,大力培育新型农业形态,加快塑造生产生活生态消费新场景;同时打破原有行政区划,积极探索“特色镇+林盘+农业园区”等建设模式;建立高效多元市场化运营机制,促进市场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三是以重大项目促建为核心,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实施重大项目攻坚,完善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库;加强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积极构建项目招引、落地、协调等全过程促建服务机制;加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

  四是以科技创新驱动为抓手,提升市场竞争力。以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为抓手,优化形成“一区、三园、N基地”建设布局;不断强化创新核心区与产业孵化园、创新集成示范基地的联动合作;加快培育一批实力强大的创新型农业龙头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

  五是以构建“三大平台”为突破,完善要素投入机制。以“农贷通”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为突破点,建设农村金融保险服务平台;以成都农交所为突破口,建设农村土地交易平台;建设乡村人才培育集聚平台。

  脱贫攻坚筑实乡村振兴基底,乡村振兴激发脱贫攻坚能效。两者在战略逻辑上相互衔接、内涵本质上共通统一、目标任务上充分交叠。如何让这两者衔接共进?

  首先,根据资源禀赋和生态条件细分贫困地区类型,强调政策与地区的契合度。对资源缺乏的地区要以国家财政支持为主,注重教育移民、易地扶贫等;对拥有资源的地区要强化体制机制创新,通过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造,推动贫困人口持续稳定增收。

  其次,通过要素、主体和市场的全面激活,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集中入市,重点用于发展乡村产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就近城镇化;鼓励企业就地建立产业基地,优先吸纳地区贫困人口就业;推行农业订单化,促进企业和贫困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

  第三,加大早期教育投入和教育设施建设,引导优势教育资源向乡村流动。开展初高中、职业教育并行试点,有针对性地做好转移就业创业以及贫困人口职业培训。建立村干部轮训机制和后备人才数据库,加快人力资源市场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第四,通过易地扶贫将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目标衔接。除重点发展、城市辐射近郊和特色保护类贫困村庄外,对地处偏远、环境恶劣的村庄进行移民搬迁;对于人口少、功能丧失的空心村实行撤并;引导经济欠发达、规模小、交通不便的村庄向发展潜力大的中心村集中。

  第五,探索“党建+乡村振兴”,改进政府的组织管理和评价机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农村贫困向城市转移;通过加强村级社区建设,解决贫困人口生活目标模糊、发展信心缺失等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提高基层依法行政能力,营造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贫困乡村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作者系西华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首先,强化规划引领,科学确定城乡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科学确定乡村、小城镇及大中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加强各类规划系统衔接和统筹管理,形成多规合一、区域一体、城乡融合规划体系。精心谋划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空间布局,形成现代城镇与田园乡村交相辉映、各具特色的发展形态。

  其次,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重点鼓励和支持就业能力强、进城时间长、能够适应城镇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进城农民落户。引导农村转移人口向特色城镇和工业园区有序集中。把进城落户农村转移人口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保障其子女与转入地城镇居民子女受教育同城同待遇,推动其参加当地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允许农民进城后依然享有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及集体收益分配权。

  再次,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城乡劳动力资本双向流动格局;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使之成为乡村振兴主体力量;有序推进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能人才、致富能手队伍建设;加强机制保障和政策支持,让务农有保障、有钱赚,吸引新生力量、专业人才回流,吸引更多城镇人才创业。

  第四,发展高质量乡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整合相近区域内小规模产业,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研发一体化。积极推进“旅游+农业”“文化+农业”等跨界融合,深挖乡村特色农耕文化。加快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发展高效农业、设施农业。整合推进信息进乡村入户,大力建设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培育更多“电商村”“淘宝村”“外贸村”。推动新型经营主体由交易联结走向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支持其开展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病虫害统防统治等生产性社会化服务。

  乡村振兴跟县域经济有什么关系?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兴旺,这个产业不仅仅是农业,而是整个县域的产业,乡村振兴根本是县域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县域经济发展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来谈。

  我省是全国县级行政单元最多的省。推动四川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近年来,我省县域经济发展特色日益明显,涌现出了一批工业经济强县、农业经济强县,但同质化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

  首先我们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坚定不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发展县域经济的短板在乡村、潜力也在乡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不能搞封闭,要适应新时代要求坚定不移地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推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全面激发乡村发展的动力与活力,进而培育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其次,我们应更加注重以县城和小城镇建设为载体,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补齐县域发展短板、促进县域融合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连接点的县域经济,只有把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同时推进,才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从而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所以要加快县城和小城镇建设,通过县域内部的城市化,促进就地城市化。具体看来,一是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农民进得了城、住得上房、生活得好;二是以完善功能为重点,推动县城扩容提质。三是加快发展特色小城镇经济,通过培育一两个产业和几个龙头企业,建立起小城镇发展的支柱产业优势,加强特色小镇建设的产镇融合,使小城镇成为县域副中心、农民进城落户创业的重要平台。

  为把握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一新方向,我们选择赣州市寻乌县为调研样本。寻乌县地处三省交界处,区位优势明显。这里不仅曾是中央苏区全红县,还是珠江三角洲和香港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且有30余种矿产资源和农业主导产业,三十多年来,寻乌县的稀土开采由兴旺到衰落,经历了从池浸到堆浸再到原地浸矿三个过程,采矿和选矿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全县一度有稀土废弃矿山40处,总面积20.4平方公里。

  2016年赣州市入围全国首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并获得中央基础奖补资金20亿元。按照“因地制宜”的治理原则,当地全面开展矿山治理、土地整治、水域保护、植被恢复四大工程,实现“废弃矿山”变“绿水青山”。整治后矿区内水土流失量降至32.3立方米,控制率达91%。通过在废弃矿山流域汇聚区域建设终端污水处理设施,涵盖了7.2平方公里的废弃稀土矿山,中坑寨河河水中氨氮去除率约为50%。

  一是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既然属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危机;二是要尊重自然规律,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里主要体现为运用生态手段创新治理技术模式;三是要坚持用整体思维开展综合治理,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寻乌县的做法主要是采取山上山下、地上地下以及江河流域上下游的综合治理;四是坚持长远的生态利益高于短期的经济利益;五是要坚持绿色发展,寻找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六是要坚持自然与文化的和谐统一的多元价值向度。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提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思路。经过几年发展,我们的城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重城轻乡的问题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首先要研究城乡人口发展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把握全省人口空间分布的动态特征,研判新形势下的人口动态变化特征,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类型的振兴战略。

  其次要推动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落实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制度,建立健全有利于农业科技人员下乡的机制;赋予农村土地的资产性质和农民的财产权利,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要优化城乡一体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服务业,积极发展建筑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四要构建国土空间保护与发展格局,优化全省新型城镇化格局、农业生产格局及生态安全格局;强化城镇群综合服务能力,加快县城和小城镇提质扩容,以镇带村、以村促镇。

  第五要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水电路气和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城乡联网、共建共享;推进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向县乡镇村延伸,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巩固和发展县、乡、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网络。

  第六要构建城乡特色文化体系。“城乡战略互动”推动城乡文化要素不断整合、变迁、发展与创新,既要严格保护挖掘和充分利用城镇历史文化,也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注重传承与发扬传统乡村文化,凸显全省城乡历史文化特色。

  高质量推进农房集聚,紧紧抓住乡村振兴中涉及的“地”的因素,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拓展农业农村发展空间的重要保障。我以浙江嘉善县为样本,研究得出了农房改造集聚的“五步工作法”。

  第一步,规划要及时调整。县级、镇级都有相应的规划,都是通过了专家评审和地方人大的地方性法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原有的布点规划与当前的实际会有很多不匹配的地方,因此需要抓紧修编完善各类规划并完成报批备案。

  第二步,空间指标需要及时落地。实践中,常常面临土地计划指标不够的问题,建议上级政府在安排空间指标和土地指标时,要向农房改造集聚建设项目倾斜。同时执行者应优先保障中心集聚点的土地指标,但对自建点的启动建设,要持谨慎务实态度。

  第三步,提高集聚处社区的治理能力。农房改造集聚点存在过渡期,这期间居民的户籍身份、政治身份和经济身份还挂在原居住村,但社会身份和生活身份属新社区,这增加了社区工作的难度。建议县级相关部门抓紧研究集聚农户户籍制度改革,同时研究制订一体推进方案。

  第四步,要推进不同村之间的文化融合。传统的村都有自己的村落文化和习惯。通过农房改造集聚,不同地方的村民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同时,新社区没有形成独有的文化,难以迅速达到感化人、教育人、塑造人、培育人的目标。所以需要创新发展集聚区的文化,使集聚区居民有归属感、认同感。

  第五步,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房改造集中后,行政村存在的区划可能会被重新调整,这涉及到村级集体经济股权问题如何处置、原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何去何从及村级组织的各类人员何去何从的问题,需要县级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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