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中的文化自信

　　中国百年近代史，最大的问题是摧毁了乡村和乡村自信，一切都以城市文化为指归，就像鲁迅先生写未庄上的人，一开始他们嘲笑“城里人叫长凳为条凳”，嘲笑城里女学生，慢慢地却想娶个女大学生，慢慢地一切都开始跟着城里人学。毫无疑问，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它产生的聚集效应是人类加速进步的“原子对撞机”，人类之所以飞速前进，主要得益于城市聚集效应。这是无庸讳言的。

　　但是，城市发展优势本身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和不可拒绝的强制功能。传统文化模式、经济模式、生产模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随之伴生而出的建筑、服饰、技艺、饮食、宗教崇拜、婚丧娶嫁等等，都被从纵深处抽取灵魂，成为“历史”而被遗弃或者部分遗弃。

　　六十年代，新文化运动肇始者和领袖级人物胡适在反思这场运动时，说了一个词叫“正义的火气”。他认为当时新文化运动参与者几乎都以“正义”而爆发的“火气”，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传统统统视为必须烧毁的对象。一场对数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文化、制度以及在这些文化制度影响下生产的物质财富进行旷日持久的扫荡，其破坏之烈，创世界文明发展史之冠。但是，烧还都只是表皮上的破坏，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摧毁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形成了对西方文化而言，中国文化一无是处；对城市而言，乡村文化一无是处；对城里人而言，乡下人一无是处；对现代化而言，传统一无是处；对工业而言，农业一无是处，如此等等，中国文化自信被从根本上抽去了筋骨，患下了文化侏儒症。于是，中国人花了数千年构筑的乡村被当成一块“鸡肋”，变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

　　乡村果真应该被遗弃吗？那些伟大的徽派建筑和北方民居，那些亲山嬉水的村舍炊烟，安放灵魂的宗祠庙宇，以及充满人性关爱的乡规民约，甚至满含温情的乡音方言……都是灵魂的压舱石。可是百年近现代史，我们看到的却是现代化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这一切，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底牌翻掉了。于是，在意识和潜意识中，人流、物流、思想流、情感流都万马齐奔城市，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没有构成和谐相处的心理和思想的平衡机制，形成了精神瘸腿。

　　当下中国展开的美丽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如火如荼，仿佛在为百年“正义的火气”赎罪，一个劲儿往农村砸钱。用乡村干部的话来说，现在不差钱。各路资金像雨点一样普降甘霖。可是，从乡村农民和村镇干部以及这个社会的思想走向来看，乡村仅仅被当成救助的对象而已，而不是灵魂的皈依处，精神的休憩地。这对美丽乡村建设是一种致命内伤。

　　老夫认为，乡村治理最本质的是要建构“乡村自信”。要把乡村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的人文生态环境，深刻的历史文化传统，恬美的民情风俗习惯以及相关联的民间信仰、世俗宗教、乡规俚俗发扬光大起来，要从骨子里建构“乡村疗救城市”的自信，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构互为补充互相依存的机制，要建立乡村绿色生态环境的优越是人生幸福根本保证的大健康理念。要阻断城市对乡村的掠夺式开发，要阻断后工业时代都市文化对人性的否定性批判，要向现代性理念中对人的本质否定作坚决斗争……

　　“乡村自信”到了应该高度重视的时代了。城乡二元结构中乡村作为倾圮的一方，必须加大力度予以修正。

　　老夫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乡村自信”建设中来。就像当年俄国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中国的晏阳初、梁漱明、陶行知等等一大群精神领袖级人物，把关注点放在乡村建设中去。政府投资引导固然重要，但是社会思想界、艺术界、工商界等重要人物的积极参与，是乡村自信建设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