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转化“红娘”戴斌的30年

　　上午10点，一身中山装打扮的戴斌出现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技园的会议室里，他看起来像个企业家。实际上，他的身份是该校技术转移中心主任。但是在北理工，相比于“主任”，大家更习惯称呼他为“戴总”。

　　会议桌的对面坐着青年“千人计划”、北京理工大学集成计算材料工程（ICME）中心主任王俊升，他们要谈的是王俊升手里的一个铝锂合金项目转化后，科技人员的股权激励问题。

　　做了30年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戴斌觉得自己像是为科技人员和市场牵线年走来，戴斌感慨颇多。他回忆起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仿效美国硅谷公司，在中关村办起了“服务部”，打响中关村创业第一枪。改革之初，就因为陈春先每月给员工多发7—15元津贴，等于涨了1—2级工资，有人写了联名信，说他“损公肥私、不务正业，腐蚀干部”。

　　现在，科技人员股权问题终于可以摊到桌面上，不用再偷偷摸摸了。戴斌比以前繁忙了很多。

　　1988年5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获批，“中关村”正式诞生，压抑多年的创业热潮就此喷涌。那时，戴斌自己也做起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如今，“一区十六园”的中关村，汇聚了1万个天使投资机构、2万家创新企业、3万名海归人才，贡献出北京四分之一的GDP，企业总收入突破5万亿元，其中，坐拥321家上市公司、70家“独角兽”企业，占据中国“独角兽”企业半壁江山。而作为创新风向标的“中关村指数”则显示，中关村每平方公里的投资额，已然超越硅谷。

　　从地铁4号线中关村站A口出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20分钟内要步行穿过4条街。海龙大厦、鼎好商城等，电子卖场已是人潮散尽一路走过，向西的创新大厦、理想国际大厦里，爱奇艺、新浪等互联网巨头依旧站立潮头，不远处的创业大街，年轻的面庞浮现着未来和可能……

　　199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冯军，怀揣220元钱，租下了中关村四海电子市场的半个柜台，他提着键盘、机箱走进店铺，对每位老板都面露笑意并重复着同样的话：“我只赚你五块钱。一个月内你卖不出去，我保证退款。”

　　最终，摊主们在冯军水滴石穿的意志面前败下阵来，并送他绰号“冯五块”。后来，冯军的公司有了个响亮的品牌——爱国者。

　　每次经过这里，戴斌都仿佛看到20多年前那些每天骑着一辆堆满键盘、机箱的三轮车，沿着商铺挨个叫卖的年轻人。

　　1978年10月，大一新生戴斌到北理工飞行器工程系报到，两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他从学校高音喇叭听到这个消息，字字珠玑，如同战鼓一样擂在他的心间。

　　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跟同学搞起了科技服务公司，1988年的初春，上海甲型肝炎大流行，他跟同学立刻研发了一个简陋的消毒液发生器，本来想销往上海，结果无人问津，全堆在了库房。“那时候想做科技转化，但技术落后，根本没有什么可转化的空间。”戴斌说。

　　“最难的是观念的转变。”戴斌说，“科技人员下海创业，在当时是不被接受的。”

　　“在计划经济的时候，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就是研究室里搞研究，看资料，或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你怎么能去卖东西？”曾经参与过中关村建设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段柄仁回忆说。

　　直到2010年，这种观念还很常见。那年，戴斌相中了一个北理工的项目，但是这个项目负责人对转化一直扭扭捏捏，到2015年才转化成功。“北理工是传统国防院校，许多教师一辈子搞科研。在他们眼中，教师就应该兢兢业业搞研究，办企业或做产业要么被认为‘不务正业’，要么就是‘学术能力不强’。甚至有人认为，做转化工作会影响教学，办企业可能导致科研经费流失。”

　　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市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改革和先行先试的“春风”吹暖了北理工。随后，财政部和科技部发布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等文件，为北理工的改革奠定了政策基础，北理工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等学校规章也相继出台。

　　机制变化使一批“锁在柜子里的科研成果”得到解放，转化为新产品进入了市场。

　　公司研发的毫米波探测雷达远距离电力线年完成基础概念研究后就被“养在深闺”。2013年8月，公司重启项目，3个月研制完成了两套毫米波探测雷达原理样机，并交付甲方单位试用。2014年，甲方单位已采购4套，并计划全年小批采购50套。

　　1995年，戴斌进入北京理工大学产业总公司，从那时起，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架起从实验室到流水线年后，清华留美博士张朝阳把搜狐和风险投资这个“新物种”带进了村。而在此前，北理工的企业都是靠着利润滚动经营来维持公司运转。

　　其中一件事成为戴斌不可磨灭的痛。当时，北理工转化了一个电磁干扰滤波器项目，市场前景很不错，但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此时，一位宁波的私人企业家投资400万元，成了公司的大股东，公司也最终脱离了北理工。

　　如同把自己养大的孩子拱手送人，戴斌备受打击。自那之后，每当这些公司遇到资金问题，戴斌都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自己没钱，先拿房子抵押，行不通再拿个人信用贷款。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现在，那个公司绝对不会走。”在戴斌眼里，如今的投资环境早已今非昔比。

　　2016年，北理工成立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组建理工导航、理工微电等5个学科性公司，作价约6000万元，引入教师和社会投资1亿多元……为这些初创的技术企业撑起大伞。

　　王俊升说话慢条斯理，做事不急不忙。但在成立公司这个问题上，他却觉得不能再等了。他手里拿着两份文件，一份是广西一家铝业公司的战略合作计划书，一份则是成立公司的策划书。他对戴斌说，要抓住这个机遇尽快量产。

　　王俊升是个海归博士，毕业后在美国的一家铝业公司一直研究应用在飞机和航空飞行器上面的铝锂合金，也正是中国C919飞机需要用的新材料，可惜的是，中国并没有掌握这项核心技术，在技术封锁的情况下，如果要从美国进口，意味着大飞机成本会变得无比高昂。

　　“如果只是做个样本，发论文，在实验室里就能实现，但如果要检验是否能量产，光靠一两个科学家是搞不定的，就需要资金投入、公司介入。”王俊升说。

　　毛二可，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专家。在我国雷达研究领域，毛二可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领衔的团队自主研发了多种新体制雷达、导航终端接收机和芯片等系列产品。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个身份，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

　　“终于获批了。”2011年，工信部根据中央有关部委在中关村示范区颁布实施的股权激励政策，批复同意了北理工报送的一个股权激励方案。77岁的毛二可喜上眉梢。

　　在方案里，北理工拟将一项发明专利投资到以毛二可为核心组建的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将该专利所占理工雷科股份的30%，奖励毛二可等6名核心技术人员。

　　这是中关村示范区内，中央高校首个获批的股权激励方案。“喊了这么多年的股权激励，终于落地了。”拿到批复时，戴斌百感交集。复杂情绪的背后，也是戴斌在做转化时实打实踩过的一个坑。

　　2002年，戴斌筛选了一批极具应用前景的项目，包括信息安全、电动汽车等。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他们找到了合作方，成立了集团公司，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

　　一开始，公司发展势头不错，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大型活动都在使用这些技术。但奇怪的是，大型活动一结束，公司效益就急转直下。

　　后来，戴斌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即没有真正调动科技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戴斌说：“当时，科研人员考核还是学校技术人员考核体系，成果转化并没有考核体系。同时，产业化公司里边科研人员没有决策权和科研经费，说白了就是责权利不一致。”

　　“一定要让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的链条中，明确责任，拥有权利，同时还能保证利益。”戴斌说。

　　从一开始没有好技术转化，到有了好技术留不住，再到有了好技术活不长……技术转移“红娘”戴斌30年踩过的坑、蹚过的雷，印证着中关村创新改革的一次次突破。

　　历经改革开放40年，有人无限感慨地表示：“农村改革是小岗村首开先河，科技领域则是中关村首当其冲。这座科技之城，必将成为永久的风口之地。”

　　抱着“干好了成钻石，干不好就甘当铺路石”的初代创业者或许想不到，当年他们燃起的创业星火，如今已冲天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