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经济云南发展加速器

　　云南省省长阮成发强调抢抓数字经济机遇，实现“换道超越”时指出，在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下，以应用试验换产业，以市场换产业，“没有产业，但可以把市场拿出来，引进国内外一流企业到云南来探索，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在谈及做好对外开放这篇文章时，阮成发坦言，云南开发开放平台不少，但做得不够实，“块头”不大，效果不明显，“今年我们将大力整合优化各类开发开放平台，集中力量做大做强一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着力提升开发开放平台的辐射力、影响力。”

　　云南怎样以市场换产业，怎样引进国内外一流企业到云南来探索，怎样集中力量做大做强一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从省长的思路来看，云南发展“飞地经济”也许已经呼之欲出。

　　早在2016年3月，时任云南省省长陈豪在接受两会专访时，提到“我们将主动加强与发达省市的园区对接，积极探索园区共同开发、共同收益的‘共建园区’模式，吸引他们到云南独立建园，或者积极开展园区的合作共建。”

　　陈豪表示，比如北京中关村、苏州工业园区、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前海新区等，他们不仅具有先进的发展理念，也有先进的规划设计、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建设模式、管理方式等优势，还集聚了大量高新技术企业，“我们也在探索跨越空间的‘飞地经济’模式，通过打破原有行政区划界限制，共同实施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

　　2017年5月，国家发改委、原国土资源部、原环境保护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创新“飞地经济”合作机制，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鼓励上海、江苏、浙江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共建产业园区，共同拓展市场和发展空间。

　　2018年12月，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等部委正在对跨省交易和“飞地经济”展开密集调研，未来或加大相关政策支持力度。

　　目前来看，“飞地经济”建设处于多点开花的模式，多为临省之间和省内的合作，主要突破的是行政区域的限制，合作形式主要为共建园区，各地仍然在自行摸索，各项细则仍然需要进一步推出。

　　飞地原本只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即为“本国位于他国境内，不与本国毗连的领土或者被其他国家隔开的土地”，例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或“一国内，位于某一行政区域包围之中而归属另一行政区域管辖的土地”。

　　随后，飞地概念出现在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内，即为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飞出地在行政上不相隶属的飞入地建立经济园区，实现二地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通常来说，输出经济的地区称飞出地，输入经济的地区称飞入地。

　　早在上个世纪，飞地经济已经出现在我国。江苏常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先后与三峡库区、陕西安康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探索发展“飞地经济”。

　　陈豪提到的苏州工业园区，正是上世纪90年代，由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在苏州市打造的“飞地经济”最为典型的成功案例。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得到了更高的政策和资源倾斜，经济迅速发展，也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处于“非均衡发展”的状态下，出现了较大的经济落差。

　　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在土地、劳动力价格增长的背景下，主动进行资源及产业的对外输出。2008年以后，一批省份之间、省内的经济共建园区纷纷涌现，如上海外高桥（启东）产业园、苏通科技产业园、锡通科技产业园、上海嘉定江苏建湖科技工业园等等。目前，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都在大力推荐省内的共建产业园区，促进省内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

　　另一个大热点，粤港澳大湾区，今年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引领作用，深化区域合作，有序发展“飞地经济”。飞地经济有望成为大湾区建设的加速器和润滑剂。

　　粤港澳大湾区用不足1%的国土面积，不足5%的人口总量，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1%

　　云南拥有数量众多的跨境经济合作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开发开放平台，还有昆明、嵩明杨林、曲靖、蒙自和大理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昆明、玉溪和楚雄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可以说云南在园区建设方面经验丰富、成果丰硕，只差输入发达地区成熟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加以提升。

　　玉溪高新区与江川区合作共同管理建设龙泉工业园区，就是一个范例。保山这些年也在尝试各县（市、区）到保山工贸园区建设“园中园”的飞地经济发展模式，按照“一个产业一个规划一支基金一套人马”要求，把关联度强的产业集中在一起。

　　2018年初，丽江亦出台《丽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园区飞地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各县（区）积极探索和推行跨州市、跨省“飞地经济”合作，促进多方共赢发展。

　　2018年6月，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对政协云南省十二届一次会议第419号提案的答复中表示，在与沿海东部地区的交流合作中，依托泛珠合作平台，云南省与上海、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及广西、四川、贵州等相邻省区签订了框架协议，建立了多层次的合作交流机制。目前，云南省正在按照国家《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飞地经济”加快发展，为云南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产业转型升级和集群化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上个月，云南省新出台100条政策要点中，第47条指出，建立健全与国内发达地区对接机制，在园区品牌、规划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推进跨区域共建产业园区，积极探索“飞地经济”模式。

　　当然，飞地经济在云南刚刚起步，更多的是省内、州市内经济共建园区，还欠缺与发达省市的园区对接成功经验。不过云南发展飞地经济蕴含巨大的潜力，八大重点产业、世界一流“三张牌”，以及最近提倡的大滇西旅游环线，都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具体做法注意观察广东惠州，近年来香港、深圳不约而同，都提出与土地资源丰富的惠州进行产业、养老、教育等合作的计划，共建飞地。

　　更重要的是云南正在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既可以作为跳板，进行“飞地接力”，打通“东部发达地区+云南+南亚东南亚”产业链，也可以凭借在南亚东南亚形成的产业合作优势，进行“反向飞地”，“飞”到发达地区去，将招商的触角直接伸到发达地区。

　　毕竟云南和南亚东南亚地区存在地理相近、优势互补、成本落差、发展时机相随四大特点，拥有发展飞地经济的天然优质土壤。

　　阮成发强调，“回顾云南这些年的发展，我认为有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得好，云南就发展得好。”

　　对于欠发达地区云南而言，传统的跟跑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用好国家政策，用好飞地经济模式，解决云南企业不多、资金不足、人才集聚不够等不足和短板，助推数字经济腾飞，实现“换道超越”，具有发展加速器的重要作用。

　　当然，飞地经济再好，也受到很多条件限制，不可能一蹴而就，“金娃娃”没有那么容易抱在怀中，还是要如阮成发所说，“聚焦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加强调度，精准发力，克服困难，一步一个脚印往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