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解读的幻觉
普通人观察事物总是流于表面，因为表面是人人都看得到的，而深入了解则只有通过身体力行才能获得，只有少部分人能做到。其结果只能是人云亦云，而洞悉者则少之又少，甚至不敢站出来抗拒流行的观念——
所有人都津津乐道于政策，政策解读，主题先行，一直是资本市场最为依赖的救命稻草与外生变量。仿佛一切解释不了的问题，都可以归咎到“还待政策落地”，便可以一了百了的滴水不漏。但滴水不漏毫无意义，因为政策的变化往往并非超前变量，尤其是所有人在盯着政策一顿操作的时候，则变成了同步变量，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会成为滞后变量。
人们乐意观察政策，并非是因为政策非常重要，而是因为政策是流于表面的。表面是人人都看得到的，而深入了解则只有通过身体力行才能获得，即便是有一些人洞悉了表面底下暗流涌动的自相矛盾，站出来抗拒权威和流行的官方文件，也十分需要勇气。
例如对种种的货币政策的解读尤其如此，很多人对货币政策报告和官方表述唯马首是瞻，我曾经也是如此，后来发现，本质上无非也是一种公文。
我曾经幻想着高层一定掌握着某种秘密武器、秘密理论、秘密数据，最后发现依靠的仍然是“看图说话”。回顾历史在各朝各代，无论是儒家，道士、和尚、教士，地主等各类统治阶级，并未表现出显著超过于其他阶层的智力水平。
如果换成当代语境，这个命题便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决策者，是否可以通过线性规划来平衡所有的经济生产？
货币政策的操作，往往领先于官方的“前瞻性指引”表述。货币政策在2018年4月开始悄悄的放松，在2018年7月的国常会，正式定成了宽松的基调；2019年3月初的两会提出运用准备金工具和利率工具，并降低实际利率的时候，解读为持续宽松双降的指引并不为过。
但是这似乎有春节后的边际变紧的货币政策操作有所矛盾。1月份的社融数据天量已经令货币政策骑虎难下，后续的货币投放边际谨慎。重磅的官方表述与实际的操作有所矛盾，我无法找到答案，不得以我只能提升思考：两会的“双降”观点是如何生产的？
彭博在1月份报道了消息人士“透露”的地方政府债规模与赤字率，与最终的表述一样，在12月份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关于2019年的财政规划便大体确定，我也有理由推测货币政策的基调是在12月份定下的。
然后关于各个领域的基调，会一级一级下放到各个部委、司局、处、科员（写材料，或者说干活的），汇总之后在一层一层上传，每一层再汇总，所以我似乎可以推测，3月初的两会表述，更多的可能就是12月份经济工作会议基调的落实。
而2018年12月份对于经济的预期，我可以判断是是非常差的，要不然我们不能看到在12月到第二年2月长达一个季度的时间，债市鲜有空头。也许你会问，高层对于经济的判断，岂不是比你们屌丝非银强不到哪里去了？
放眼更大的视野忧心忡忡的问题不止股票质押爆仓，民企债券信用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处置、小微企业断臂求生等等主题，各种针对性的政策加速推出。可见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去杠杆，各个参与者对于经济的悲观预期在12月份达成了基本的一致。对2019年全年定下的基调应该可能还是非常宽松的乃至双降的货币政策。
紧张、焦虑，催化更加猛烈的枪口指导，一月份的金融数据大幅放量，懵逼的不仅仅是市场，还有写材料的虾兵蟹将。这时候小兵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心理活动2：可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季节效应，是不是昙花一现，是不是年前冲量，是不是假数据？
心理活动Final：算了还是别汇报了，如果有问题再微操……只要别犯大错误，明年领导能给个副主任科员升，千万别让画到手的饼丢了啊……
越大的政策表述，就越是市场的滞后反应。如果政策真的掌握很多东西，他们就会知道到底股票质押的雷居然有那么大，如果真的掌握那么多，不会连自己儿子们借多少钱都不知道……
当你懵逼的时候，放心，政策其实更懵逼。所以每当我听到类似的消息：“接近决策核心的消息人士透露未来XXXX”，我就会掩不住我发笑的手，如果你知道即便是政策制定部门，隔壁也只能通过财新、财经、21世纪、新闻联播来了解你在做什么。如果你知道这些公文、材料、著作是如何生产的，你断然不会有这种对救世主一般的幻想。
如果将时间切回到古典经济学都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的1789年，并没有会预先设想到革命的进程会如何，更进一步甚至在革命发生之时，各路派别也从未想象过这是革命，不是革命者创造了大革命，而是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
后人往往嘲笑路易十六在攻占巴士底狱当天在日记中写下“今日无事”，但却无视我们自己连大学的一份专业、社会的一份工作都选不好的智熄，与这点相比，路易十六虽不更加聪明，但也并不更加愚蠢。
而在“今日无事”的21年前，在中国正是乾隆盛世，一个可怕的妖术传言，突然不胫而走。
这个可怕的妖术传言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个角落，并还在持续扩散——有一些游方和尚懂得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可以剪走人的发辫来做法，以窃取他们的灵魂为自己所用。
浙江省级的官员做了一个官员经常会做的事，他明显不想让这件事闹大，他既没有上报朝廷，也没有向民众公开事件的经过，因为这种妖术事件出现在自己的辖区无疑是一个污点，而且极有可能造成民众的恐慌，万一引起了群体性事件更是会对仕途不利。
但是，妖术流言的传播力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计，1768年初秋的时候，很快在山东地区同样也有愤怒和恐惧的民众将他们怀疑的叫魂者。山东巡抚富尼汉同样可以选择将这件事压下来处理，如果江南地区的官员通过密折抢先报告了妖术事件，那么富尼汉压制信息的举动就可能被视为包庇这些妖术者。
况且根据这些乞丐流民的供述，富尼汉极度怀疑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让这些乞丐流民来山东地区“叫魂”是为了在公众中制造混乱，率先向乾隆皇帝报告了这些妖术事件。
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当即陷入了震怒与恐慌当中。他的震怒之处在于，这件事的策源地——江南地区竟然敢将如此重大的事件隐瞒不报，这让乾隆皇帝感觉自己对于官僚体系的控制力在削弱；
而他的恐慌之处在于，妖术的表现形态——剪辫子——触碰到了满族统治者敏感的神经，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否定，乾隆猜测这其中一定有着惊天阴谋，他统治的帝国中存在着他看不见的势力在密谋推翻他的统治。
时任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彰宝极为难堪，只好按照山东巡抚富尼汉提供的那些乞丐流民的口供开始缉捕“妖党”，但是高晋和彰宝布下了天罗地网，翻遍了江南地区，也没有找到口供中提到的庙宇、村落和和尚道士，这个结果又引来了乾隆“无能”、“可恶”的痛骂。
正在此时，山东巡抚富尼汉又刑讯出了新的线索，这些乞丐流民又招供说在河南等其他地区也有他们的“妖党”，乾隆皇帝得知后寝食难安，又命令河南也要严查妖党，但是河南省的官员查缉了数月之久也没有发现什么“妖党”，河南巡抚只好将情况如实禀报，不料却遭到乾隆的猜疑：
他认为一定是河南巡抚的下属有所隐瞒，为的是逃避麻烦或者避免因为之前失察造成的惩罚。
乾隆皇帝再次刻薄的训斥了河南巡抚，并责令他们继续追剿，河南巡抚最后硬生生找出了十六起“妖术事件”。
但清剿“妖党”的案件却依然没有什么进展，直到军机处官员在调查江南地区谣言产生地区最早的案卷后发现，这场蔓延全国、持续大半年的妖术事件竟然来自于这样一起事件：
乾隆三十三年初的时候（1768年），浙江德清县东边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来自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包了修复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但是当时德清县外正好有两座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却门可罗雀，慈相寺的和尚因为嫉妒和贪念，便去外面散播谣言称观音殿的和尚和修桥的石匠一起做法“叫魂”，要偷盗去观音殿礼佛者的灵魂驱使他们去修桥。这个谣言越穿越广，并被添油加醋，导致有人来求石匠吴东明做法去害仇人，吴东明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而当地官员同样为了避免事情闹大，只是杖责了一顿这个居心叵测的人，但不想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相信这个谣言。最终造成了全国上下人人“谈妖色变”，无端猜疑，蓄意诬陷，互相栽赃。
军机处的审判官们发现了这个荒谬而又真实的情况后，他们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向乾隆皇帝报告了此事，令人惊讶的是，知道真相后乾隆皇帝选择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宣布停止清剿：
首先乾隆皇帝依然固执的声称妖术事件绝对存在，并让军机处行文各省，训斥了各省长官，认为此案蔓延甚广，在于地方官员玩忽职守，没有及时报告，对朝廷缺乏敬畏之心；然而，乾隆皇帝又语气转而温和，要求各省以地方安靖为先，对妖术保持警惕的同时不要再大张旗鼓的进行清剿运动。这份公文在强调：尽管“妖党”无一落网，但他们肯定存在，不过大家以后不用再兴师动众地抓人了。
乾隆皇帝如此处置，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乾隆皇帝在此次清剿过程中是赌上了全部皇帝的尊严和帝国的稳定，“通过他在各地呈递来的奏章以及军机大臣们起草的上谕上的朱批清楚地表现出来。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
因此明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不过是一场冤假错案和荒唐的闹剧，但乾隆皇帝也不能轻易地下旨停止清剿。不过更为深刻的因素是，妖术事件不过是一个引子，或者说借题发挥的一个杠杆——乾隆皇帝真正要使力的地方是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不管妖术事件是不是真的，乾隆皇帝都要反复强调它确实存在，因为乾隆皇帝想要真正打击的并不全是那虚无飘渺的“妖党”，而是乾隆所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