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华南理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近日发布。就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数据等纳入生产要素、创新机制，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更好地完善创新环境与吸引人才，本报记者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荣誉教授郑永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近日发布。就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数据等纳入生产要素、创新机制，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更好地完善创新环境与吸引人才，本报记者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荣誉教授郑永年。
《21世纪》：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方面，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请您谈谈。
郑永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发展和经济理论都是个贡献。1980年代我们开始提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由此发展起来。前苏联解体后走向了西方市场经济，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拉大以及很多社会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在经济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西方比如法国、德国、英国（撒切尔时代之前）的国有部门也很大。
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强调资本的空间布局，在空间布局上要进一步优化。广东、浙江与江苏民营经济很强，东北地区，国企占主导地位。同时，国企和民企，在结构上的配置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我们现在推进的PPP，我这几年考察发现，同一个领域如果既有国企，又有民企，民企参与竞争仍然较难，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如何获得银行贷款等问题。在国计民生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国企占主导，民企应该是帮手；但在有些领域，应该是民企占优势，国企是帮手。应该进一步推进分类改革，优化结构配置。另外，在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也可以考虑引入多个国企，加大竞争。
最后，我们的金融体系也要优化，除了国有大银行，还应该成立大批中小银行，更好地为中小企业贷款服务。美国既有华尔街的大投行，但也有很多中小型银行。
要正确理解国资做强做大。国企要在自己的主业领域内提高产品附加值，有些方面要做专业做强，强了自然就大了。
《21世纪》：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 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决定》强调了“知识、技术、管理”作为生产要素，首次增列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您怎么看？
郑永年：数据等纳入生产要素，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做法。我们讲按劳分配，什么是“劳”，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数据等要素也重要起来了。这是基本面方面的原因，这些生产要素需要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
现在也要看到另一个方面，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1980年代全球化以及技术进步，创造了大量财富，社会公平就变得很重要。比如西方的一些大科技公司要不要被分解的问题，目前也是社会讨论的焦点，因为它们已经形成了某种垄断。数据也是可以垄断的，真正要做到公平，政府还要发挥更好的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规制，还会出现垄断。马克思对市场和资本集中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市场的本质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突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要规制好，两方面都要结合，政府与市场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概念。
郑永年：中国数据的体量较大，要加紧研究规则制定。原则应该是既要促进市场发展，又要符合公共利益。并且，先要把国内的规则制定好，再参与国际治理，加大国际数据治理话语权。这方面中美应该承担主要作用，因为欧洲的互联网产业并不强。
《21世纪》：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该如何推进？
郑永年：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这在广东一带、粤港澳大湾区体现得非常明显，企业创新很突出。以企业为主体来创新，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环境？知识产权越来越变得重要，我们要把保护知识产权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要把法治提高到优先的位置。要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应付西方。
同时，也要反垄断，因为经济要保持开放性，有些有钱的公司购买技术进行垄断，并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为了“卡脖子”。因此，既要维持技术创新的能力，也要防止技术垄断。政府要发挥作用，除了天然垄断领域以外，要维持经济体的开放性，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垄断会导致“政策寻租”，垄断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市场，但市场需要保持开放，这就需要政府的作用。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政府应该如何在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科研成果的转化落地，最关键的是什么？
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要一盘棋，比如香港基础研究的能力很强，但市场空间小，可以整合资源，从大湾区棋盘来考虑，一些基础研究放在港澳地区，成果转化放在整个大湾区内，就很有效了。大湾区内的城市应该更加整合，避免重复劳动，把资源对接好。大湾区是一个国家的大湾区，整合资源很重要。
欧盟很多产业分布在不同国家，方式都是分工合作。尤其是在教育、科研方面，欧盟基金整合得很好，把最好的资源整合起来，由区域内最优秀的人申请，支持基础研究。
郑永年：相比于其他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有更好的条件吸引到人才，但很多方面还没实现，深圳和广州还需要更国际化，但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吸引人才需要载体，人才来了以后待到哪里？就是好的大学和国家的实验室，也并不一定是要把好的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都吸引过来，建一所好的大学，并不是一蹴而就，可能需要数十年。大湾区首先应该整合好区域内的资源，可以通过与港澳整合，加大基础研究以及科研成果转化。
《21世纪》：此次《决定》提出，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实行扁平化管理。请您谈谈行政区划对地区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郑永年：扁平化管理很重要。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政府的层级不需要太多，而是要合理化设置，一些地方经济体量越来越大，设市就是因时而动；但行政区划设置并不是只根据地方经济体量，也要本着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原则，减少不必要的机构与层级，减少地方主义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行政区划设置的原则与规则应该体系化和制度化，而不是偶发性的变动。
郑永年：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政府治理，其中的基本要义都在于治理效能的提升。中国自古有一套符合自己文明性的制度体系延续至今，在治理方面，决策权、执行权与监察权合作，这种制度格局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改变。决策权强调科学性，执行权强调执行力，监察权来保证执行与效能。这之间是统一的。既强调执行力，又强调政府要创新管理服务。这也是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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