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王志轩：碳交

　　近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大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落下帷幕。全球碳如何建立？成为造成此次大会拖延的焦点议题，也是《巴黎协定》留下来需要细化落实的任务，成为各国谈判代表在这一届气候变化大会上争议的核心。

　　《每日经济新闻》特约记者在会议现场了解到，中国在这一议题上始终持积极态度，不仅在国际谈判中多番努力斡旋，更是从国内碳市场的建立方面提前部署，积累经验，奠定基础。2017年12月，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工作正式启动，电力行业作为“试水”全国碳市场的第一个突破口，全国碳市场建设进入重要的运行测试阶段。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作为全国电力企业的联合组织和协会，是全国电力碳市场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持单位，《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特约记者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专访了中电联副理事长王志轩，就电力碳市场对电力企业的发展和影响等问题进行剖析。他表示，“我们也在认真学习国外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不过全世界不可能是同一个模式。”

　　王志轩：碳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要有明确的减碳目标。无减碳目标就不叫碳市场；另一个是低成本减碳。同样都是减碳，你可以用强制性的标准，也可以用碳税。但是为什么要用碳市场呢？我们认为这是低成本减排的手段，与电力的低碳发展也是密切相关的。

　　低碳发展包括电力结构、能源结构的改变，以及能源效率提高。电力市场的发展，电力的常规污染物控制等也与碳市场密切相关。中电联多年来在电力规划制订、电力市场建设、常规污染物控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非常关心碳市场的建设，因为它跟整个电力发展相关联。碳市场建立起来之后，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激励技术进步和企业优胜劣汰，促进电力行业的低碳发展和电力结构的优化转型。

　　王志轩：这一年多来，我们投入很大精力做数据核查工作，这也是基础工作。火电行业全部进入碳市场，第一步就是要分碳配额。碳配额分配，要建立在整个宏观数据基础上，也要建立在微观数据基础上。所谓微观，就是每一家电厂数据都需要知道。清华大学等机构做碳配额基准线研究已好几年了，基准线划定之后，从行业角度来看到底合适不合适，我们需要提出意见和建议。这就必须对行业情况，包括企业排放情况进行准确掌握。

　　从政府的政策导向上来讲，电力碳配额的分配原则是“适度从紧”，这样才能提高减排的力度，履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国责任。太紧了也不行，影响到电力的安全稳定，过高增加电力成本，碳市场就难以持续。

　　王志轩：碳市场是政策工具，利用的是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但从减碳的实践看，碳市场也有“失灵”的地方，不能彻底交给市场，需要政府调控以实现管理目标。

　　在具体的计算上，企业2019年的配额就是根据2018年实际经过核算的数据。采用先进值法，即将全国样本电厂的数据进行排序，然后加权平均，取碳排放控制水平较为靠前的先进值作为基准来划线。全国企业无论先进落后都按根据先进值计算的排放量来取得配额。

　　工艺技术先进、排放控制更好的企业可以把多余的配额拿出来卖，更可以多发电。工艺技术落后及排放控制水平较差的企业就少发电，或者拿出真金白银从市场上买配额，从而实现企业的减碳效益和全社会层面的减碳效益。

　　2019年的配额分配实施方案首先纳入的是燃煤机组和燃气机组，不同类型机组配额分配计算的基准值、修正系数有差异，成熟完善后再考虑进一步扩大到其他机组。

　　NBD:欧盟碳市场建立起来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质疑，尤其是碳配额的分配有很多争议，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王志轩：碳市场本身是一个好机制，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减排的经济效益问题。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欧洲和美国从实施过程来说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发现和改善的，也并不是说越来越差。

　　比如欧洲的碳市场，发现了问题也在调整，是逐步在完善的。因为配额一开始无偿分配且过于松，所以碳价很低，市场也不活跃，排放权不值钱了，对排放单位来说就失去了稀缺性和减排的动力。但是后来呢，欧盟逐步由无偿分配变成拍卖碳配额，通过方法上的改进，再借着经济形势转变的春风，碳市场更有活力了。

　　NBD:我国电力行业碳配额的分配借鉴了哪些国外经验，考虑了哪些国内特点？

　　王志轩：起步阶段，为什么我们没有进行拍卖，还是进行无偿分配，这是根据中国的特点来设计的。

　　首先，中国整体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和欧洲各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工业化毕竟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时候有发展的压力。

　　最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欧美那样成熟，电力市场也在改革中，碳市场的建立要衔接到改革进程中来。

　　这几个特点决定我们不能照搬照抄欧美的经验，但是，他们建设碳市场的逻辑、经验、教训，我们可以认真学习、消化吸收。我们一开始“适度从紧”的碳配额分配原则也是因为汲取了他们的教训。

　　我们也在认真学习国外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从学习中我们认识到：第一，碳市场本身是一个好的机制；第二，在运行过程中，全世界不可能是同一个模式，所以要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目标进行设置。这也是中国的碳市场为什么一定要根据中国的特点进行设计。

　　王志轩：目前，从整体发电能效水平看，减碳空间已经很小，但是市场机制还有办法，市场的魅力就在于，可以依靠管理、技术和更多的手段，进一步挖掘以往用限值型标准做不到的事情。我的一个观点是，先把碳市场建起来，方法、体系建立起来后，交易对象不能停留在火电厂，应该把其他类型的电厂都纳入，应该把风电、光伏都纳入。

　　纳入之后，电厂利用小时数的调整空间就会更大，以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方式让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环境效益体现出来，并且让它们在碳市场上获利，最终促进低碳电力比例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火电更好地发挥调峰的作用，同时，让一部分落后的产能也淘汰出去。利用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也会比用行政命令效果更好。

　　王志轩：立法是最重要的，国家现在也在积极推进立法。立法主要解决下边的问题：一个是从依法治理的角度，把中国的碳市场作为法定任务和重要制度确立起来。对企业而言，就能更加清楚碳资产的属性，有利于长效稳妥地推进碳市场的建立发展；另一个是可以促进投资者对碳市场的了解，有利于资金、技术进入这个市场，从而促进低碳发展。

　　中国的低碳发展不是因为碳市场才有的，近几十年特别是近十多年，行业通过能效管理，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在低碳电力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中国有了《可再生能源促进法》等法律，相关法律里面所涉及的制度，以及其他一些没有法律的相关行政制度，它们和碳交易制度之间需要有一个衔接融合。这涉及协调煤炭总量控制、能效控制、“绿证”、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问题。

　　另外，碳市场涉及配额分配，还涉及交易平台的建设，涉及碳金融，还有履约、监管和纠纷处理等问题，都需要立法来保障。但是我想，即便专门的法律还没有出台，还是需要加快碳市场建立的进程。碳市场也是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先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