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服务期限三年。这一年，临沂市选聘了2000名大学生“村官”，占当年全国计划的十分之一。中组部早就提出过大学生村官的五种出路：继续留任村干部、考公务员、自主创业、另行择业、学习深造。如今过了两年，按照政策规定，他们已经或正在从这些出路中作出自己的选择。

　　或走仕途，或另谋出路。迄今为止，临沂这2000名“村官”已经有800余人选择离开。

　　在一个缺乏理想感召的时代，你或许会认为他们在两年前选择“上山下乡”是迫于现实的无奈：黑压压一片全是大学生，人山人海，谋得一份糊口的工作实属不易。但一年两年可以，他们能在村里呆上五年十年吗?

　　当你在村子里看到他们，衣着朴素，皮肤黝黑，夏蝉在树顶嘶叫，他们随时停下手里的活，信誓旦旦地念叨着“我的理想就是扎根基层服务人民”，你也许还会忍不住窃笑：他们输不起，既然走了这条路，肯定要选择又红又专。

　　评价的不一，无非源于这个社会早已不再单一的价值观。

　　三年青春韶华弥足珍贵，他们为何而来，又欲往何处?

　　文/本报记者 龚海 张纪珍田慧 片/本报记者 徐升

　　“刁书记”

　　一年之后，刁海涛成了青山湖村的一把手。这是一条出路，如若不然，三年期满，刁海涛只能离开村子，可能什么也不会留下。

　　白衬衫扎进西裤，配上干净的黑色皮鞋，刁海涛穿着精神，动作麻利。

　　他已经有了领导的模样。

　　在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后，临沂市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还是私下里说，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待加强。

　　这些大学生村官，市委组织部每年要约谈他们十多次，他们甚至有临沂市委书记连承敏的手机号码，“这个一般的官员上哪儿能找到”，可以说，他们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2008年，经过层层选拔，刁海涛来到临沂市费县刘庄镇墩西庄，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

　　和所有大学生村官一样，没有编制，没有实权。

　　2009年12月13日，刁海涛的政治身份发生了转变。经过考试，他被推选为刘庄镇青山湖村党支部书记。

　　“走，上青山湖。”那天，县里组织部来的领导开着车来到镇上他住的大院里。他还在屋子里洗头，赶紧换上一身板正的衣服，跟着就上车直奔青山湖。

　　宣读任命书时，原本村里有24个党员要参加，但只来了七八个，他们在台下默不做声，面面相觑。

　　刁海涛已经在来的路上抓紧时间翻了翻刚到村时配发的人手一册的《农村读本》，对着台下的人，他讲起了农村工作“五要五不要”，这戳不到他们的兴奋点。

　　末了，他激动地脱口而出：“我过来之后不为名不为利，只为青山湖谋利益。”

　　组织部来的领导叮咛村里的党员要积极配合刁海涛开展工作，大家唯唯诺诺。接下来等待他的，将是村子里多年宗族纷争留下的烂摊子。

　　早在烟台大学读公共管理时，刁海涛就看清了就业难的局面。为此，他选择了考取“村官”，到墩西庄工作。

　　提到这一初衷，他谨慎地说：“刚开始，政治上还很不成熟。”

　　来到墩西庄，刁海涛的新鲜劲儿刚过，就发现村里业务由书记一手抓，自己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材料、做黑板报、负责村里的远程教育、宣传新农保，当然还包括“学习村里干部的经验”，琐碎而简单。

　　为便于管理，全镇24名大学生村官被统一安置在镇上，刁海涛的宿舍简陋而略显杂乱，统一配给的布衣柜已经破旧，考公务员的资料堆在桌上，电脑上落满了灰尘。若非因为是一处平房，和大学宿舍并无二致。

　　这里住的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宿舍生活还延续着大学时的状况。饿了，去镇上的机关食堂;想运动了，院子里就有一个篮球场;要上网，可以去镇上的微机室。

　　热情得不到释放，这群年轻人呆在这里想办法让自己忙碌起来。

　　他们集资拉网在院子里养起了东亚飞蝗。这是他们考察了许久才确定下来的项目，成本低，风险也低。前期投入了6000多元，而刁海涛的月工资也就1000出头。

　　飞蝗食量惊人，刁海涛等人懒不得，只能上山割狗尾巴草来喂。等到蜕了四次皮，还要给飞蝗吃大袋大袋的麸子。

　　前后共卖出300公斤飞蝗，挣了一万多块钱，刁海涛认为这是他来到这里干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

　　一年之后，刁海涛成了青山湖的一把手。

　　这是一条出路，如若不然，三年期满，刁海涛只能离开村子，可能什么也不会留下。

　　而现在，如果可能，他可以继续进入乡镇一级，然后再往上走，组织部给他点明了前面的路子会越来越宽。

　　在青山湖，刁海涛有了自己施展发挥的空间。空降于此，他与村民没有直接的利益竞争。

　　这个村子，除了家家户户作坊式的板皮加工，唯一的砖厂每年给集体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大约50万元。

　　围绕于此，村里各大家族展开了争斗，一度甚至还出现过械斗。谁上台谁就有好处，村民的观念根深蒂固。

　　前任村支部被村民怀疑私分砖厂承包费，以致最后出了乱子，村委瓦解，留下一堆未了事务，积重难返。

　　刁海涛在努力盘活这里。他想利用两个月时间到村里的近400农户家里走访一遍，已经走访过的一百余户已经能准确认出“刁书记”。他在开会时，用上了高音喇叭。他把100多亩砖厂占用的土地处理了，承包到户，把其中一角租给回乡创业的大学生用于养鸡。他在搞“土地增减挂”，置换出大片土地，用作他用，还给拆迁户支付赔偿，并盖起了老人公寓。他在改变村子的环境，在村里的街道装上监控系统，防止偷羊之类的事情再次发生，而街道两边的外墙也被粉刷一新，树苗也全栽齐了。

　　到目前为止，村民觉得“太满意了。”

　　下一步，刁海涛想招商引资，但现在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

　　就在前两天，他去了趟费县的法院，因为几年前有关土地承包费，村里和企业闹下了纠纷。村里这类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他必须去从头了解，然后慎重处理。

　　“必须要好好做，不然村里肯定骂你。”他的话语融入了当地的乡音。

　　徐世霞在自己的养鸡大棚里。

　　刁 海 涛 在 村 委 会 里 向村 民 广 播 

　　自治试验

　　王桂玉尝试让村民代表大会成为常态。和他一起来到镇上的26名大学生村官，已经走了11个，要么考了公务员，要么去了事业单位。

　　相比之下，王桂玉对农村有更强烈的变革动力。

　　王桂玉2008年从泰山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毕业就来到了沂南县依汶镇的村子里，他对这里并不陌生，他家就是邻村的，他爹就是邻村的支书。

　　2009年开始，他做起隋安村的支书，在这个有600多青壮年外出务工挣钱的村子里，没人会再关心到底谁来做书记。

　　村民缺乏对政治的参与热情，那就像朝夕相对着满山头的白云岩一样，只会长草，又不会长有用的粮食。

　　日照钢铁下属的一家矿业公司看中了这里满山绿草覆盖下的白云岩，已经在这里建厂了。一期投资了6000多万，要征用村里约130亩的土地。

　　这对刚上任的王桂玉来说是个烫手的山芋。人均占有土地才一亩多，村民都在担心失去土地后没法生存。

　　王桂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一堆人坐在村委的大院里，形式随意。

　　他向代表们仔细地讲解征地的利弊，贫瘠的土地忙忙碌碌一年也种不出粮食，相反，在征地之后，每亩地每年还能拿到800元的补贴。工厂一旦建立，还有可能在当地招工，虽然还不知道能解决多少村民的就业。

　　他要求代表们在散会回家后，及时地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各个邻居，让村民都能乐意出让土地。

　　但结果并不理想，总有人对征地表达不满。

　　王桂玉认为这是代表们在传达意思时出了偏颇，或者根本就没有讲清楚，而干群关系的恶化就是因为沟通出了问题。

　　他毫无顾忌，在村委会上，他提出要让党员干部先出让土地，然后党员干部的亲戚家属也要出让。

　　他又到村民家里做工作，发现“主要是村民自己的认识问题”，他们总以为自己的利益受损了，3万元的房子，拆了之后，补给4万元、5万元，盖不起房子了，就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了。王桂玉告诉他们，可以建“农家乐”，因为正在打造的沂蒙红色旅游专线正好经过村子。

　　“干部和群众要相互妥协。”征地终于告一段落，王桂玉很庆幸村里的老百姓都比较“老实”。

　　等村里的集体收入有了一定增加，王桂玉会想着去给村里引进一些小项目。

　　现在，他在努力拓宽沟通的渠道。

　　在到任支书前的两个月，他就跑来村里暗访，坐在村民家里，和还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小孩儿交谈，“原来他们对本村干部有些怨言。”

　　王桂玉尝试让村民代表大会成为常态。依照区域的划分，村里推举了60余名村民代表，一个半月会组织一次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与村里的支部大会结合，村里6个两委成员通过的决议，如果村民代表们不同意，同样不能得到执行。

　　王桂玉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研讨“农村民主自治”，他一直都乐意联系母校的学弟学妹利用假期来自己的村子里进行调研。

　　但是问题马上显现出来了。出去打工的人渐多，现有的村民代表利益诉求相去甚远，薄弱的政治意识让他们不见得能代表民意，而总是遇到些无关生计的话题，代表们的参与热情始终没有被调动起来。夏热冬冷，没人愿意在村委院子里呆上半天去开个会，而农闲时节，他们或许也只能在晚上路过时，抽个空进院子里吸根儿烟。

　　王桂玉看起来很冷静，但规划村子的未来，村里依然数他最有热情。

　　每天晚上回到镇上的宿舍，他可能会看《阅微草堂笔记》，看《三国演义》、《红楼梦》，连着电视剧一块儿看，这都还和大学时一样。和自己一起来到镇上的26名大学生村官，已经走了11个，要么考了公务员，要么去了事业单位，现在只剩下15个。

　　王桂玉还在踏踏实实地琢磨，他要在村里组建更多的类似NGO的社会组织。 “山上的土地会种林果，那就可以发展林果协会，种大棚的可以有蔬菜大棚协会，成员之间交流经验，共同发展，会做大做强，而各种层面的组织都可以有，老年人中间有喜欢唱戏的，还可以去发展唱戏学习会。”

　　王桂玉相信这些群众组织的建立，会帮助他们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只要利益得到满足，在政治上就会有回应。这将有助于建立一种稳定的机制，即使他不在这里干了，其他人来干，只要进入了已有的运作流程，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他期待这种制度尽快成熟，并最好能以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

　　“群众是短视的，有些问题意识不到，某些矛盾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王桂玉说他在学校历来就是一个“穷折腾”型的。

　　不过，这种制度确实要尽快形成。因为王桂玉已经考取了乡镇上的公务员，马上就要去新的岗位。

　　所幸，他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而组织上已经体谅了他的良苦用心，愿意给他一次兼任村支书的机会。

　　创业

　　“农村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资源，有什么理由不在土地上做文章呢?”

　　就在刁海涛、王桂玉积极勾画村子的中长期规划时，有些人却做出了其它的选择。 王红甚至是在人还没到平邑县温水镇南马村之前，就想到要在这里弄项目，“农村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资源，有什么理由不在土地上做文章呢?”

　　除了参与琐碎的村务，王红自始至终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自己承包的40亩果木苗圃上。她也参加了今年的公务员考试，报考的是乡镇，但没有被录取，或许是因为她对此根本不上心。

　　她在2008年坚持留下来当村官后，一度说服了做煤炭生意的父亲给她投资。于是，家里给她前期投资了26万元，之后她请来了专业的技术员进行指导，一切做得顺风顺水，她很快就能赚到30万，掘到第一桶金。

　　这个项目以低风险、高回报、短期见效吸引了镇里其他大学生村官参与进来，于是又有7名大学生村官每人集资5000元，种了14亩。很快，这里就被挂上了大学生自主创业基地的牌子，并被当地政府着力宣传。

　　紧接着，村民们也明白过来，有一帮大学毕业生来到村里承包土地种苗子了，而且干得不孬，只不过在种苗子的同时，他们会隔一段时间顺便到村里收收保险，再讲讲计划生育的政策，他们还是个“官儿”。

　　莒南县板泉镇渊子崖村的大学生村官徐世霞也一直在走创业的路子。

　　国际贸易专业出身的徐世霞在大学毕业后，曾是一家外贸企业的年轻白领，待遇不错。2008年，她放弃了这份闲适的工作，她觉得“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我想为像我父亲那样的农民做点什么。”

　　她来到了渊子崖村，花1万多元干起了大棚养鸡，她还到村里唯一一家外贸加工企业做顾问，出谋划策。

　　她赞赏大学生村官“科技致富”的平台，因为在这个平台上，她完全可以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不同于普通大学生的回乡创业，大学生村官在创业上有更多的政策扶持。比如贷款，徐世霞说普通大学生创业要贷款很难，但如果是大学生村官，至少能贷两万五千元，如果再有大学生村官愿意担保，两个人就可以贷5万元，有时还可以以村子的名义贷款。

　　当地甚至还有专项的科技致富工程贷款，只针对有大学生村官的村子开放。

　　徐世霞养的一批鸡刚刚卖完，现在棚里空着，正等着下一拨。不过马上就到9月份了，她得到临沂市区上班，她已经考取了某街道办的公务员。

　　同在板泉镇的大学生村官付信花最初多少是奔着“村官儿”去的，她给父亲说：“我当村官去。”父亲欣然同意，因为他自己多年前竞选支书失败，愤而连村长也不做了，这似乎成了他的隐痛。

　　但是付信花和徐世霞一样没能参与村里的重大决策，也和刁海涛做支书前干着相似的活，办黑板报，做远程教育。

　　付信花开始思考着如何去创业致富。男生都在想参与到村子里的事务，给村子的发展做出长远规划，她说：“那是因为男生一般都比较宏观，而我们女生比较心细，也很实际，就去创业。”

　　她和村干部带着村民去淄博、苍山考察大棚蔬菜种植，回来之后，村民们就借助大学生村官才能贷到的科技致富工程款，红红火火地盖起了40个蔬菜大棚。

　　付信花还没有自己的大棚，一个大棚的投入很高，至少得5到7万元，她得再等等。

　　她也考了公务员，虽然享受大学生村官考公务员加分的政策，但还是没能如愿。现在的“考公”竞争，似乎正越来越集中在大学生村官内部。

　　如果明年再没有更好的选择，三年服务时间结束，付信花或许真的只好在这里承包土地种大棚了。

　　正是盛夏时节，种完了一茬西红柿，村里的大棚都在翻土，付信花走进去，满地的粪土，苍蝇扑面而来。

　　“看我晒得黑的，现在就是一村姑。”她摸了摸自己的臂膀，十足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

　　格记者手记

　　出路到底有多宽

　　□龚海

　　依旧是凋敝的村庄，一到夜晚，四下漆黑，蛙声一片，只有往来的摩托车亮着大灯，扬起灰尘，即使到这时，你的意识或许还停留在城市里。

　　乡村已经不再是乐土，在被急速地卷入到一种现代化的生活导向后，城乡二元格局的显著差异，让村民都无法再忍受这片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他们有意去观察来到这里的大学生村官到底要干些什么，因为这里将很快湮没掉任何人创造美好生活的志向。

　　来到这里的大学生也不全是冒险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身上会有明显的利益驱动：各种优惠政策、差强人意的待遇等等。这些鼓励因素诱发着新一轮的知识青年“下乡”，而这已不是简单地将人才从城市拉向农村这么简单，这项制度从施行之初就或多或少带有缓解就业压力的现实考量。

　　踌躇青春，他们会考虑到个人得失，在记者面前，谨小慎微，绝不多言，在听到可能要加工资后，随即欢呼雀跃，在被许诺前面的路可能越走越宽时，又会精神振奋，热情迸发。

　　三年是一个期限，他们不会就此匆匆结束，没有人再去回避“跳板说”。依托大学生村官这个平台，依靠政策优惠，跻身国家行政机构，这种服务期满的前景预期让很多人趋之若鹜。

　　大学生村官热在持续升温，可面对有限的国家行政资源，他们的出路到底有多宽亦未可知。

　　山东省的目标是用5年时间争取实现村村有一名大学生“村官”，从2008年至今，山东省已经选聘了近8000名大学生到村任职，他们享受着在服务期满后再次择业时的各种加分优惠政策，但竞争似乎已经开始集中在他们内部激烈展开。在短暂服务农村之后，似乎还看不到一个周全的退出机制出现。

　　但是，不管怀抱什么样的目的，他们都摩拳擦掌，依然准备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干一番。可是乡村似乎并不完全会接纳他们。大学生村官的身份特殊，没有编制，也没有实权，可谓之乡村的“特岗”。很多情况下，他们只能被动地适应现有的乡村政治生态，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施展的空间，而复杂难解的农村问题也会不断地去消磨他们的热情。

　　大学生村官到底能给农村带来什么?或许并不会对乡村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变革，但他们的新观念至少让农村迎来了清新之气，搅动了这里的一潭死水。大胆的规划设想，对致富的渴求，对现代文明的理解，都会刺激着乡村发生蜕变。

　　底线是，只要他们愿意到农村，对农村的发展或多或少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