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会影响中国的崛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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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经过30多年的“严打死守”，中国的计划生育成为了国家的铁板法律，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在，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效力大为削弱，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不同政府部门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判断分歧很大，社会上要求调整生育政策的呼声一直存在。继前段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呼吁放开“二胎”计生政策以后，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也纷纷呼吁国家及时调整现在不合理的计生政策。没想到，作为中国党和政府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也在26号的《新闻1+1》节目中，开始认真探讨这一为中国老百姓最为关注的话题，其中的含义十分耐人寻味！

　　中国严格实行“一胎化”计生政策，可以说是在特定情况下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非常”国家政策，这个政策现在判定它的对与错，还为时尚早，也许经过50年甚至更远的时间后，它的后果才能显现出来。正如某学者所言：当我们讨论大国崛起的时候，却忽视了一种日益临近的危机，那就是也许哪一天，我国将沦落为小国寡民。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从19世纪初的40％，下降到20世纪初的25％，现在不到20％，而近年每年出生人口更是不到全球的10%（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但是由于提倡晚婚晚育，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如果继续现在的人口政策，100年后中国将不到5亿人口，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的人口。也许数十年后，正在崛起的中国可能因为人口迅速老化而衰落甚至崩溃，数千年来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将变为无足轻重的民族。

　　有人说，如果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就不可能拥有现在“小康社会”，中国人也许还在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噩梦的生活循环之中。其实，说这话的人是在想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其实人口数量并不是决定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当年一是农业生产技术极端落后（手工劳作和极少量的机械化），二是农业科技技术也不先进（种子科技、化肥、农药等），再加上国家政策限制（合作化大生产不能调动生产积极性），因此，同样甚至还要多的土地，却无法养活并不多于现在的人口。特别是当时国家为了生存，把相对多的国家财政收入都投入到了确保国家安全方面，因此，实际用于发展民生的开支十分有限。如果将中国建国初期的贫困落后归咎于巨大的人口规模，这种观点是极为荒谬的，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正因为它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从人口密度来说，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朝鲜、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还有台湾地区等都比中国大陆要高。两百年前，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来说是最少的，但那个时候中国却是乾隆盛世，不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人均生活水平，中国都领先于世界。

　　当然，一个国家生育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是好的状态。生育水平过高，社会和家庭负担沉重都无法接受，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强盛都将严重受阻，但不是不能接受的程度；生育水平过低，虽然可以适当减轻压力，但是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将是无法想象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其突出表现在：

　　第一，社会伦理将严重丢失殆尽。有专家认为，“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吃祖宗饭”，新时期的计划生育是“断祖宗根”。如果有适当的节育措施，一般既是农民生育两三个孩子之后都会自愿停止生育，但是，严格的一胎化生育却是反人性和反伦理的，强制、残酷和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人口生态平衡，造成了民族难以察觉和不可预见的心理创伤，导致了严重的伦理后果。非均衡的人口结构将让一个过度老龄化的社会沉重地压在那些作为“小皇帝”生长起来的独生子女身上，他们既无兄弟姐妹的情谊，也无叔伯姑姨的理解，这些未来脆弱的一代在经济、文化、伦理、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将不堪重负。中国文字中的很多代表亲情、血缘关系、甚至尊敬的词语，都或许因为使用量的减少而逐渐丧失。我们的后代，在极端的情况下，将生活在没有叔爷姑舅、伯母阿姨、兄弟姐妹的环境中，这些丰富的词汇，将不再有用场。

　　第二，劳动力水平和数量将严重下降。从1992年开始，我国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至今已经17年了。期间逐步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第一，人口结构老龄化。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1.6亿人，占总人口的12%。第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120个男孩比100个女孩，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第三，人口年龄结构呈枣核型，两端为低龄和老龄，中间为中青年，劳动力资源供给丰富，因此造成就业压力大。此外，出生人口素质、人口流动迁移、人口合理分布等问题也日益显现。2006年，中央提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计生工作的服务范围从育龄妇女转向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但是还没有过去几年，早前大量涌入南方的农民工，已经不可再现了。尽管这可能存在几方面的原因，但是适龄人口大幅减少无疑是一个重大因素。本来因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各地工厂开工率和用工率就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都招不到合适的用工，你能指望生产繁忙时的需求吗？

　　从客观上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支持。但是也有什么哗众取宠的程叫兽在那里不顾及事实荒诞的叫嚣，他提出的严格“一胎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程叫兽不赞同近年来有人主张扩大推行“二胎政策”，他认为这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且不说他的观点正确与否，是否“奖励无胎”先从他家开始呢？第三，教育在萎缩的同时也在严重浪费国家资源。如果你到今天的广大中国农村去看一看，就会有一种强烈的荒芜感，这种荒芜感包括了从生育的锐减、人口老化到文化、道德失落各个方面。一些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湖南省浏阳市1995年有1099所小学，到2005年只剩下326所，小学生锐减了61％，其中白沙乡十年前有20所小学，2005年只剩下一所。有的人会以为，农村小学生的减少是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往城市迁移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大规模萎缩也同样发生在城市。北京市每年撤并100多所小学。2002年北京有近2000所小学，2005年已经减少到1500所左右。小学毕业人数2000年有18万，2005年仅有8万人。或许再过几年甚至十几年后，中国的所有学校，将会从小学、中学、大学一步一步开始批量萎缩。到那时，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前几年重点发展的普及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将无生源可招，现在的很多所谓的大学，都将转为荒芜的空旷闲置危楼。据2009年3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自1993年以来，上海的户籍人口呈负增长。另据报道，2013年，山东省大学适龄人口，即18岁至22岁之间人口的数量，将比2008年下降50%左右，从而导致各类性质的官办和民办大学大量破产。

　　第四，老龄化将严重制约中国的世纪性崛起。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我国老年人口将以年均3%-4%的速度递增，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老龄化速度太快，仅仅用了不到30年就实现了，而在发达国家都是200-300年才做到。且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将产生严重影响：一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老年人健康和保障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未来3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高达60000亿元。二是进一步提高储蓄率，导致整体经济投资和消费支出不足，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日本最近十年经济衰退即与老龄化有极大关系。30年来，从城市到农村，无论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还是思想观念，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强大的行政管理力量渐渐松动之后，传统的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手段，有的效力大为削弱，有的因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而逐渐废弃。计划生育政策的效力随生育水平的下降而递减，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特别是中国目前正处在世纪性大崛起之中，这个崛起过程需要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而综合国力的提升却离不开大量合格而又高素质人才。在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又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在持续的低生育条件和环境下，在抚养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很难激起人们的生育热情。这样，即使国家全面放开了计划生育政策，也难以出现许多专家“惊恐”的生育狂潮，更难给国家提供适应国家世纪性崛起亟需的大量人口。那时，或许因为自身民族无法拥有合适的人口基数，不得不转而成为如同美国那样的新移民国家！！

　　第五，独生子女可能严重削弱我国的国家安全。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汶川大地震中独生子女的损失给许多人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所宣传的所谓优生学，是为特殊政治服务的，被公认为伪科学，除了纳粹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然使这种伪科学来支配一个国家的政策。在中国高调宣传的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越战争中，一提起美国“少爷大兵”在战场上“争先恐后”逃生的故事，中国人当时都津津乐道并成为中国人调侃美国兵的笑料。可是，现在以至将来，这种现象也将会发生的中国军队身上。这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杞人忧天，正在溺爱中成长的“小皇帝”以及“小皇帝”后的“小皇帝”，现在不都在“贪生怕死”中悠哉悠哉吗！2005年8月12日至17日，由中国、韩国、日本三国90名青少年组成的国际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进行。其间中国孩子的表现令人失望。30名来自我国北京、呼和浩特市和当地的青少年、30名韩国青少年、30名日本青少年共同参加了草原探险，队员中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2岁。在活动中，日本孩子准备充分不畏劳苦，而同行的中国孩子却叫苦不迭，队伍中手机铃声不断，全部都是中国孩子在向家长诉苦。活动结束时，日本、韩国的孩子对当地独特的蒙古族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加赞赏，他们说：“头一次感觉到大地有这么大，原来只知道书本上说地球很大。”中国的孩子却不以为然，只盼望着早点回家。有分析认为，在起跑线上，娇生惯养的中国青少年或许已经输给了日韩青少年。

　　第六，计划生育政策难以做到一视同仁。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鼓励引导作用不大，另一方面“拿钱就可以多生”的现象却越来越普遍。根据越来越多的报道，很多明星或者大富翁，都是拥有超过至少三个孩子，现在是拿钱就可以多生已成为常例，超生罚款不管是对富人还是对穷人，都没有多少约束力。一些明星和有钱人，跟外籍人士，或者港澳台人士通婚后，也不再受计划生育约束，他们的多个孩子可在大陆生活，另外还有更多的非婚生子女存在。与普通百姓子女严重处于不平等地位，这也是计划生育初期没有的现象。此外，根据国家人口普查公报，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964年的5.77%上升到1982年的6.6%，1990年的8.04%，2000年的8.41％，2005年的9.44%。这就是说少数民族在这18年间增加人口却相当于全国增加人口的16%，从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这里面既有国家鼓励少数民族多胎化的生育政策因素，更有很多汉族人为了多生育孩子，认为的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改为少数民族因素。可以想见，可怜的汉族人，为了生育更多的孩子和得到升学照顾政策的优惠，不惜改变自己的民族成分。

　　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人口多并不只是坏事，而是双刃剑。人类能有物质财富发达的今天，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分工的结果。经由分工基础上的交换，每个人才能发挥自己的绝对优势以及比较优势。而人多，分工才会多，交易的频度才会大。所以，人多也是财富。比如一个农民，他会修鞋子，可是如果呆在农村，一年也不会有几个人找他修鞋，他不能靠这门最擅长的手艺养活自己，而是必须同时干农活，这样，他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可是他进城后，就可以靠此为生，因为城市人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

　　我们经常夸耀说，我们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可是这个成绩，比起汉、唐、宋一代，比起日本用弹丸之地养活1亿多人，沙特阿拉伯没有一点耕地就养活了2千万人，并不值得夸耀。养活更多的人，靠的是聪明利用自己的资源，以及创造力，而不是简单的人为减少自身的生育能力来实现。

　　从大的方面来说，如果我们国家必须依靠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才能实现人民富裕、民族复兴的目标，那就表明我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甚至可以说，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适应中国实际的民族发展之路！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匿名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