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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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的作用机制是指税收政策作用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而导致其发生的变化及效果。税收政策的作用机制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加以说明。
税收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宏观经济目标是一致的，即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收入的公平分配。这种宏观目标是通过税负的变化产生的乘数效应及税制设计中的“自动稳定器”效应实现的。
宏观税负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宏观税负可以通过税收乘数效应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反向调节。“乘数”这个概念首先是由英国经济学家R．E．卡恩提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宏观经济理论中把它加以扩展运用，提出了自己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也就是短期内国民收入的水平决定于社会总需求的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中，“乘数”被定义为国民收入的变动量与引起这种变动的注入量之间的比率。税收乘数是指由于税收政策引起的国民经济变化量同税收变化量之间的比率。由于政府征税会造成纳税人的经济负担，税收对于国民收入而言是一种收缩的力量。从社会总需求的角度分析，政府征税会减少社会总需求，进而减少国民收入。这种国民收入的减少效应是通过纳税人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储蓄需求的变化综合体现的。从国民收入的最终用途分析，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最终是用来消费或者投资的，税负会减少个人或者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在其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不变时，微观经济主体会减少投资和消费，从而会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减少，使国民经济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从消费的角度分析，税收乘数的大小可以用边际消费倾向来衡量。假设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卢，那么税收乘数就是 − β (1- β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所以税收乘数是以扩大的反向力量作用于国民经济的。因此，政府税收的增加或者减少导致的国民收入的减少额或者增加额一般是大于政府最初的税收增加额的。为了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政府增税或者减税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货币政策进行配合，对宏观经济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行调节，以稳定经济。
税收的个人收入调节效应是指，政府按照社会公平原则要求，改变和调整个人收入的市场分配结果，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的最终形成要经过两个环节：市场上以生产要素为基本依据体现效率优先的初次分配环节和政府在公平原则指导下的再分配和调节环节。市场上的初次分配以产权为依据，根据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质量，在各生产经营单位内部进行，它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由于客观存在着人们劳动能力、财产占有量等方面的差异，加之受就业机会不均等、竞争条件不公平等因素的影响，人们通过市场获取的收入份额存在悬殊。那些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就业机会的人甚至无法从市场分配中获取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的收入份额。初次分配不公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调节，必须借助政府强制手段，从社会公平的目标出发，通过税收制度设计和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来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的基本合理化，缓解市场分配不公及其引起的一系列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是可以用指标来衡量的，常用的指标就是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是度量人口的百分比和国民收入占有百分比之间关系的曲线，该曲线偏离均等线的程度可以反映国民收入的不均等程度。
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收入差距会通过“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影响社会的整体消费倾向提升，使社会总需求不足。为了实现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的经济目标和社会安定的政治目标，政府必须运用各种收入和支出手段对过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使其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等税收制度手段的综合作用，可以有效实现个人收入和财富存量的相对公平，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平稳增长。
税收政策的“自动稳定器”效应是指，在既定的税收政策下，累进的税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动进行逆向经济调节，以减缓经济的波动。具体而言，当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时，税收收入会自动减少而使总需求增加；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状态时，税收收入会自动增加而抑制总需求。税收的自动稳定效应和税收制度设计中的累进程度有关。如果税制结构中直接税比重大，且累进程度高，税收的自动稳定作用就强；如果流转税比重大，则税收的自动稳定作用就差。
税收政策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尽管可以对经济自动进行逆经济变化趋势的调节，但这种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经济的、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还必须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适时选择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主动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
税收的微观作用机制是指因政府课税对纳税人在其经济选择和经济行为中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由于税收制度的非中性特征，使得纳税人承受了税收的超额负担引起的。
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主要是分析税收对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厂商或者单个消费者的储蓄、消费、投资等行为产生的影响。税收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基本效应即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发挥作用的。收入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征税导致纳税人可支配收入减少对纳税人行为产生的影响。替代效应是指由于征税改变了一种经济行为相对于另一种经济行为的机会成本对纳税人产生的影响。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劳动投入、消费、储蓄和投资等行为中有不同的表现，下面我们对此分别加以阐述。
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时间决策服从于追求自身福利(效用)水平最大化的目标。个人福利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个人的收入水平，另一个是个人获得闲暇的数量。在一定的效用水平下，收入和闲暇具有可替代性。从政府征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看，它实际带来了两种效应。
政府对劳动收入征税，使税后工资率下降，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为了维持一定的税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劳动者会增加劳动供给，以弥补对劳动征税带来的收入损失。收入效应成为对劳动供给的激励因素，收入效应的大小由税收的平均税率决定。
由于政府征税引起纳税人闲暇和工作的相对价格关系发生变化，使闲暇相对于劳动变得更加便宜，从而改变了人们在工作和休闲之间的选择。一般而言，在保持一定的效用水平的前提下，劳动者会增加闲暇消费，减少劳动供给。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边际税率的高低。边际税率越高，工作带来的边际报酬率越低，人们会放弃一些工作时间用于休闲。替代效应对劳动供给是一种反向的激励作用，会促使劳动供给减少。
对劳动收入征收所得税会对劳动供给产生两种相反的作用。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最终效应如何，要综合考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这两种因素。另外，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和方向还和一个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个人收入水平在社会整个收入水平中的位置，以及个人对于工作和休闲的偏好程度有关系。一般而言，如果个人的收入水平高，货币的边际收入效应小，税收产生的收入效应就小，替代效应相对就大。个人可能更倾向于减少劳动供给而选择闲暇，税收对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有抑制作用。反之，个人的现实收入水平低，货币的边际效用大，税收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就大。如果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的现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会趋于增加。
对劳动征收所得税的税收累进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税收的累进程度越高，随着收入的增加，政府对劳动收入征税会适用更高的税率，闲暇的相对价格更低，对劳动供给产生的替代效应就大。除此之外，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及劳动力供求的市场状况也影响人们对劳动供给的行为选择。
储蓄通过转化为投资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重要因素。从储蓄的来源看，它可以分为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两个部分。国外储蓄又可以分为国外政府、国外社团及国外私人的储蓄等类别。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在一国经济不平衡时，国外的储蓄也可以通过资本流动被国内所利用，形成国内的生产能力。由于税收管理权的限制，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对外国储蓄的影响力有限，我们这里仅讨论税收对于国内储蓄的影响。国内储蓄包括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个人储蓄。企业储蓄主要是指企业的未分配利润，一般企业会用来进行投资。税收对于企业储蓄的影响主要指税收对于企业投资方向的选择。这里不把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作为我们关注的重点，而是以个人或者家庭储蓄为例，探讨税收政策影响纳税人储蓄行为的作用机制。
假设家庭获得收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费。为了获得一定的效用，消费者可以对消费时期进行选择，既可以在收入实现的当期进行消费，也可以在未来进行消费。为了在未来消费，消费者要对收入做出储蓄安排。从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同等收入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所带来的效用满足应该是一致的，最基本的要求是：收入用于储蓄所实现未来消费带来的效用折现值不能低于当期的效用。．家庭或者个人储蓄的动机主要有3个方面：生命周期动机、预防动机和盈利动机。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都会对个人的储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个人所得税影响储蓄行为是由于对储蓄的利息课税引起的，对储蓄利息课税既可以对利息收入单独征税，也可以把利息收入纳入个人收入一并征收个人所得税。政府对利息所得征税，必然会降低储蓄的实际利息收入，这必然会对出于生命周期动机和预防性动机而进行的储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
为了便于分析，假定个人一生只包含两个阶段：工作期和退休期二个阶段。退休期的生活需要靠工作期的储蓄来维持。我们还假定个人储蓄没有遗产动机，个人一生中获得的收入在其一生中完全消费掉。在个人一生中可获得的收入及消费的时间偏好一定的情况下，利息所得税会提高退休期的消费价格，从而影响个人在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消费选择。这种消费选择的改变也影响了个人的储蓄行为。
如果只对个人现实收入征收所得税，对储蓄利息收入不征税，由于征税减少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在个人当期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固定不变时，纳税人会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等比例地减少当期的消费和储蓄，从而降低个人的当期储蓄水平。这种情况下，由于不对利息收入征税，不改变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因此，这种情况只有收入效应而没有替代效应。如果对利息收入征收所得税，或单独征收，或与其他所得税合并征收，都会对储蓄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利息所得税的收入效应是指，政府对纳税人利息收入的课税会减少其未来的实际收入和个人一生中的总收入。为了维持退休期的消费需求，将减少工作期的消费，转而增加纳税人储蓄。
利息所得税的替代效应是指，利息所得税的课征相对提高了退休期的消费价格，为了保持效用水平和福利水平不变，个人将会减少一些退休期的消费预期以增加现期的消费，也就是以当前的消费代替一部分未来的消费，使得当期储蓄减少。
利息所得税对于储蓄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方向是相反的，其中哪个效应会起主要的作用，二者的净效应如何，取决于家庭和个人对于消费的时间偏好和储蓄的动机。
财富是个人收入在各个阶段储蓄的积累，一般也被称为总储蓄。政府对家庭财产征税实质上是对家庭储蓄成果征税，这对家庭的储蓄行为不能不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当家庭没有遗产的目标时，这种抑制作用就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当家庭成员没有遗产动机时，财产税的征收会鼓励人们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当期的消费，从而减少当期的储蓄。
个人的储蓄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如个人的收入水平、个人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银行利率的水平、储蓄的动机、储蓄的习惯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等。在社会公共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条件下，人们为了预防未来的风险和出于谨慎动机，不管是否对利息所得征税，都可能偏向于增加储蓄，减少当期的消费。一个社会的福利制度的完善程度，可能比利息税的税负对储蓄行为的影响更大。因此，分析税收对储蓄行为的影响必须结合社会福利制度。
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可以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方面来考察。税收对消费总量的影响与个人的消费能力及一定消费能力之下的跨期消费选择有关。个人消费能力的大小由个人的收入水平决定。在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个人用于储蓄的数量会减少用于当期消费的能力。因此，税收对于消费的影响和税收对于储蓄的影响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增加储蓄的效应就是减少消费的效应，而减少储蓄的效应就是增加消费的效应。
税收政策对于消费总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个人所得税实现的。对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直接效应就是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人。在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偏好不变时，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减少会引起消费总量的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决定税收对消费的收入效应的大小。平均税率越高，消费能力损失越大，收入效应就越明显。
税收政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商品税的征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实现的。政府对商品选择性征税后，生产者会在适当的市场环境下通过提高该商品价格的方式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承担，从而引起被课征商品的价格上升。在消费者收入一定的条件下，消费者对该商品的购买力下降，从而减少对该商品的消费。这就是课征商品税产生的收入效应。如果对商品选择性课税，在改变商品间的比价关系的同时，使消费者选择消费具有功能替代性的低税商品，从而减少了高税商品的消费。这就是商品课税产生的替代效应。
对商品课税产生的替代效应大小还和商品的需求弹性有关。如果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小甚至无弹性，对其课征商品税产生的消费替代效应较小。对于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对商品征税产生的替代效应就较大。
纳税人的投资有两种基本形式：实业投资和证券投资。实业投资是生产力形成的先决条件，它对于证券投资的规模和整个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规模扩张甚至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都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里重点讨论税收政策对于实业投资的影响。
纳税人投资的目的是追求高额的投资收益。预期收益率越高，私人投资的意愿必然会上升；预期收益率下降，私人投资的意愿也会降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政府对投资收益进行征税，必然会减少投资者投资预期收益，降低私人投资的吸引力和进一步投资的意愿，从而会减少社会投资额。
对不同投资项目征收差异税收会影响实业投资的方向。市场的需求结构会影响各个行业的获利水平，从而引导企业进行以需求为导向的投资行为。但是，由于政府有自己的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发展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投资行为未必符合产业发展的方向。所以政府通过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投资制定和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即以税率高低、成本费用扣除、再投资退税等政策措施，影响实业投资的税后收益水平，从而诱导企业在追求高额投资收益目标的驱使下，做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投资安排。可见，税收政策不仅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水平，还影响其投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