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知道自己和土地的密切关系吗？
土地，农民的生活之源。农民生于土地，长于土地，死于土地。恰如他们播种的庄稼，从土地中长出来，又复归于土地。在中国农村，许多农家客堂正中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牌位，许多村落都有自己的土地庙，这些都说明土地早已成为农民崇拜的偶像，农民相信土地神能够弥灾赐福。
中国的农耕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成熟的农耕文明之一，它的根本特征就是农民与土地之间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渴望“耕者有其田”，既是农民最初始的愿望，也是农民的终极理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不仅是农民，甚至那些已经离开土地的土大夫和商人也喜欢购置土地。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祖传的土地，不到万不得已时，是无论如何不肯出卖的，即令是那些在外经商发财、且把全家老少迁居城市的人们，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原来在村里的土地。比如，在江南一带，有的人30年代就到上海工作，在一家洋行任职，收入颇丰。40年代全家迁入上海，在农村老家空关着一栋楼房，几十亩土地出租，但决不肯出卖。对于那些贫穷家庭来说，省钱买地成了生活的重要目标。一位浙北农民曾讲述：“解放以前，我和母亲两人一起过日子，生活苦得很，只有逢年过节才上街买点豆腐，我们自己在地里干活（大部分土地是租来的），晚上我母亲还要点上一根灯芯剥丝棉，天天弄到深更半夜。我们一心想积点钱买点土地。
那时代，假使有点钱，生活也过得去，但没有土地还是被人瞧不起的。”在1949年以前2000多年的历史中，土地作为私有财产，一直是可以买卖的。一个成功农民的标志，便是他有钱置办田产。“有财辄以购土”，成了一般投资行为的写照。在人们的社会评价中，置有田产越多者，也就越成功，在乡亲们当中也就越荣耀；相反，那些出卖田产的人则要承担“败家子”的骂名，在村民面前抬不起头来。
土地是传统中国人的一切财富的最终来源，也是社会地位和一切权力的基础。因此，土地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被赋予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
（一）土地制度变迁：农民与土地从1949到1958年，在近10年时间里，全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公社制度。一种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和集体核算的制度。土地私有制被消灭了；农民拥有和经营自己土地的权利也随之丧失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得到了严重的压抑。
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农村实行了3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期里，农民曾多次争取得到土地的权利。比如，从1956至1964年，短短的10年里，浙江、安徽、云南、贵州以及西北地区的部分农民，就曾先后四次顽强地实行过包产到户，却遭到了批判和禁止。目前，在全国各地农村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起源于1978年四川广汉和安徽凤阳的农民冒死尝试包产到户的壮举。后来，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包干到户是发生在小岗村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如今“大包干”的三个主要当事人都还健在，他们是当时的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队长严俊昌、会计严立学。严宏昌、严俊昌为堂兄弟关系。
1978年秋种之前，小岗生产队根据上级关于实行联产计酬的规定，将全村18户、110人分成了两个作业组。麦子刚种齐，两个作业组就闹了起来。生产队干部没办法，只得再分组。先是分成4个组，后来又分为8个组。在这8个组中，除了两个组是邻居外，其余都是“父子组”、“兄弟组”。按照村民的话说，是“被窝里划拳——未掺外手”。然而，即使是唇齿相依、血脉相通的父子、兄弟之间，在一起干活还是要“捣”。8个作业组都相继出现了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这种困境下，严宏昌走访了老农。村民都反映，要想有碗饭吃，只有一家一户干，就怕政府不准许，你们当干部的敢不敢干！于是，严宏昌、严俊昌和严立学坐在一起，共同讨论此事。仁人都认为，小岗村已经穷到极点了，不分田到户，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村民的肚子成了问题，唯一的办法是瞒着上面先搞，瞒不住，大不了撤职、处分。反正小岗的干部也不算什么官，总不能不让人种地吧。
经过周密策划，1979年农历正月的一天下午，小岗村的全体村民来到严立华家秘密开会。到会村民一致同意全村实行大包干到户，并一致通过了三条规定：第一、瞒上不瞒下，不许任何人向外透露；第二、交粮油时，该是国家的按时交给国家，该是集体的按时留给集体，不准任何人到时装孬、拖欠；第三、万一走漏风声，严宏昌为此而蹲班房；全村人共同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周岁。
这三条规定便成了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章程”。“章程”写好后，社员们个个庄严发誓，表示决不反悔，并在这份全国第一张“大包干”的契约上按下了18个神圣的手指印。现在这份“契约”已列为文物，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几年之后，大包干被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全国99%以上的农村普遍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是由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它既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本质，却又满足了农民对土地行使独立生产经营权和使用权的要求。
（二）人口流动：农民与土地时至80和90年代，农民的土地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民曾经深深地眷恋的土地，他们曾经将个人一生的幸福，把个人的社会价值和声望，都寄托于土地上。现如今，农村人对土地的这份情感和投入却出现了巨大变化。主要原因是，城乡之间的实际差异，使得村中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普遍存在着脱离土地的强烈冲动。
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们打点行装，远奔他乡寻找新的生活；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大门前人流涌动，许多农民摇身一变成了企业职工；各式各样的个体商店和饭馆散布于农村集镇、城镇里和公路旁。在农村进行调查时，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农民，尤其是年轻农民，对土地价值的看法，已经不同于他们的祖辈和父辈。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土地所能提供的东西十分有限，不愿意在土地上耗时费力地创食。于是，他们自发地组成了一支哪里有事就往哪里去的流动劳务大军。
据调查，这支流动大军中，70%以上是15~29岁的青年农民。他们年轻力壮，从贫瘠的土地上逃走，进城市，进工厂，搞运输，开商店、饭馆等。与农民外出打工相伴随的是，有一部分农民开始厌弃土地，想方设法要与土地断绝关系。据在贵州农村的调查，有76.8%的受访者承认，他们目前种田只是为了一年的口粮，真正有兴趣种田并且指望通过种田来赚钱的农民合起来只占到23.2%。如果允许农民自由选择职业，我们可以看到，有约4%的农民毫不犹豫地离开土地和农业，还有35%的人则处于徘徊状态，他们对务农没有兴趣，对离农也没有把握，还在观望之中。只有25%的人表示真正愿意一辈子务农。
从性别看，男性农民外出的念头较强，70%以上的男性表示只要条件允许，打算外出谋求发展，而女性农民则不如男性强烈。从年龄上看，年纪在60岁以上的农民比年轻人对土地更留恋也更珍惜，而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留在村里，把田种好。
在江苏、浙江一带，绝大多数的农村青年都进了乡镇企业，他们穿着打扮、工作和生活方式已与城里青年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大多已不愿种田，有些已不会种田，有些在农忙时帮帮父母忙。在农村走上一趟，你会发现，只有在农忙季节，才能在田间见到年轻人。对那些已从乡村移到城镇生活的“农民”来说，承包田只是一种安全保险和口粮。这种依然留着农民尾巴的“城里人”，在江苏、浙江一带各县、镇、集市的居民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只要国家允许他们把粮食户口转到城里，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割断这根与土地相连的“尾巴”。就像小编说的，农民的一生都将归结为土地，所以，小编也希望大家却能很好的利用土地，发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