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乡土生活逻辑 助推小城镇建设
2019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也进一步强调了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目标。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小城镇建设、生态保护与农户的传统生计方式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张力。家庭养殖反映农户经济理性实际上， Z镇政府在乡镇环境改善和国家卫生乡镇创建方面的努力，目的也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尊重乡土日常逻辑提升农户发展机会禁养政策带来的治理困境，反映出政府和普通农户对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理解与期待。如果将选择权交还给农户，农户的意见和诉求也能够更好地得到表达，从而使政府与农户基于协商而达成一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新战略的实质是城乡关系的调整与重塑。2019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也进一步强调了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目标。在这个背景下，乡镇又一次成为中国城乡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焦点。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发展中的农村需要有一个为其发展服务的中心”。乡镇作为“乡之首、城之尾”，是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小城镇建设、生态保护与农户的传统生计方式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张力。因此，如何在小城镇建设中充分尊重乡土生活逻辑就成为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都在不断加大对乡镇这一层级的投入，通过人居环境改造和小城镇综合整治等项目推动乡镇发展。这种城乡融合的发展思路有助于超越“就乡村谈乡村”的局限。一系列的项目建设和整治行动使得乡镇变得更加生态宜居，也为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乡镇的环境提升需要考虑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也应该充分尊重农户的传统生计方式。一些地方为争创国家卫生乡镇，一刀切地对镇区范围内的农户发出禁养令，以致引发农户情绪。
例如，2017年11月，Z镇建成区范围内全面禁止饲养家畜家禽，农户被要求签订禁养协议。根据政府与农户签订的禁养协议，镇政府推行禁养政策的理由是，“实现创建国家级卫生镇目标，加强建成区内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但是，包含九项43条标准的《国家卫生县城（乡镇）标准》（2017版）并没有关于禁养的条例，仅要求“无散养家禽现象”，并没有禁止圈养。将家畜家禽养殖和市容卫生对立起来，反映的是一种基于城市眼光来改造乡镇的逻辑，缺乏对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理解。
在Z镇实施禁养政策之前，家庭养殖是当地农户生计的重要补充。Z镇的禁养政策是以政府与农户签订协议的方式执行的。也就是说，农户承诺放弃家畜家禽养殖，政府一次性补贴1000元，再连续五年按照人均3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2017年，D村的所有农户都签订了协议。但是，一旦政府管制放松，农户经常悄悄地恢复家畜家禽养殖。由于农户对禁养政策缺乏认同，禁养政策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由禁养政策带来的治理困境表现为：农户的违约行为使政府面临持续的监督和控制压力。面对农户的违约行为，政府既无法强制执行又难以施加有效的惩罚。对于镇政府而言，禁养是一个刚性的目标，政府需要落实禁养，而不能接受其他可能。对于一些农户来说，禁养协议签署本身带有强制色彩，因此违约也就情有可原。
实际上，Z镇政府在乡镇环境改善和国家卫生乡镇创建方面的努力，目的也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镇政府以镇容和环境卫生为突破口，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奠定基础。从政府的视角来看，家禽家畜养殖作为传统农业的组成部分，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但对于普通农户而言，家庭养殖是日常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并不认同禁养政策。
表面上看，镇政府已经充分补贴了农户的经济损失。调研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不断强调家庭养殖不赚钱，并认为禁养协议本身是服务于农户利益的。这种经济核算主要强调，养殖需大量劳动力投入，再算上玉米、番薯等饲料成本，它基本上无利可图。如果出于理性计算，农户显然应接受政府的补偿，这不仅解放了劳动力，还有助于改善家庭环境、避免难闻气味。
首先，家庭养殖反映了农户的经济理性。养殖户年龄大都在五六十岁，加上镇上缺乏足够的劳动机会，所以家庭养殖就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家庭养殖主要基于为消费而生产的逻辑，一方面可以减少家庭的货币支出，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一种风险规避机制。玉米、番薯等作物的市场价格太低，直接出售产品并不划算，而投入一些劳动力通过种养结合的方式更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
其次，家庭养殖蕴含重要的情感价值。农户普遍强调商品化饲养跟家庭养殖的区别，不同的养殖方式带来不同的口味。这种口味是传统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体现了农户对自身劳动的骄傲。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它也成为重要的代际联系纽带。比如，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讲述，儿女在城市生活，孙辈在城市长大，他们每次回来都对自家的土鸡肉赞不绝口。食物和家乡的味道里面承载的正是浓浓乡愁。
最后，种养结合遵循的是生态和循环农业的逻辑。政府在宣传禁养政策时强调养殖带来的环境问题，但农户无法将家禽、家畜与“脏”和“臭”联系起来。在普通农户的生产实践中，番薯藤之类的副产品可以作为饲料投喂，家里的剩饭和厨余也可以倒入圈舍，因此养殖家庭其实产生更少的生活垃圾。牲畜粪便又成为有机肥的重要来源，比化肥的效果更好也更有利于环境。
禁养政策带来的治理困境，反映出政府和普通农户对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理解与期待。创建卫生乡镇不意味着按照城市的逻辑来改造乡镇，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城乡一样化，更不是要把乡镇变成城市。将农户的传统生计和生活方式贴上落后、“不卫生”的标签，实际上否认了乡村社会的独特价值。然而，否定乡土性的发展如何能够承载城里人的乡愁呢？禁养政策的实践遭遇了一种两难困境，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之间似乎存在难以协调的张力。基于对乡镇发展理念的反思，或许可以破解上述问题。
首先，禁养政策引发的矛盾焦点在于农户的生计问题。政府对农户生计方式的理解过于简化，以致试图以货币方式进行改造。对于农户而言，问题不仅在于补偿价格难以令人满意，更重要的是禁养导致劳动力闲置，也打破了传统的农业经营循环体系。在禁养政策执行之前，Z镇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户从事家庭养殖，大多数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已经习惯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在生计决策方面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风险最小化原则。禁养政策显然强化了农户日常消费的商品化程度，但政府又未能提供替代性生计方式，这样必然会影响他们的福利水平。
其次，需要尊重和理解乡土日常生活的逻辑。农户的日常生计与生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美丽乡村或者美丽乡镇的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表面秩序的想象，而是要拓展对于乡村生活的实质理解与认同。事实上，传统和现代之间并不必然意味着断裂，变迁可以是连续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农户实际上也对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庭院养鸡的农户在不断减少，因为鸡鸭散养导致家里到处是粪便，出于卫生的考虑他们慢慢就养得少了或者干脆不养。并不是说只要是传统的就应该保留，而是要运用渐进的改革思路。小城镇建设不应该只遵循城市的视角和审美方式。禁养政策反映的是一种肢解传统生计的策略，缺乏的是运用多元手段改造传统的真诚努力。事实上，通过改厕、改圈、提供养殖技术指导等方式，农户的传统实践完全可以与现代的田园乡镇共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尊重农户的主体性。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升普通农户的当下生活和未来发展机会，所以普通农户应该是发展的主体，发展应该体现他们的愿景，而不是作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正如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农业经营者实际上是理性的主体，他们能够对市场信号作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发展产业的有效策略并不是代替农户作出经营决策，而是通过协议、补贴等方式去引导农户进行转型。如果将选择权交还给农户，农户的意见和诉求也能够更好地得到表达，从而使政府与农户基于协商而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