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

　　法学，又称法律学、法律科学，是以法律、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它是研究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 法学，是关于法律的科学。法律作为社会的强制性规范，其直接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并通过秩序的构建与维护，实现社会公正。作为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其核心就在对于秩序与公正的研究，是秩序与公正之学。 法学是世界各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的大类，也是中国大学的十大学科体系之一，包括法学、政治学、公安学、社会学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上，很多人习惯将法学专业称之为法律专业。 在中国，法学思想最早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哲学思想，法学一词，在中国先秦时代被称为“刑名之学”，从汉代开始有“律学”的名称。在西方，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us）对“法学”（古代拉丁语中的Jurisprudentia）一词的定义是：人和神的事务的概念，正义和非正义之学。

　　“法学”这一用语的拉丁文Jurisprudentia ，在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共和国时代就已经出现，该词表示有系统、有组织的法律知识、法律学问。古罗马法学家曾给“法学”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德文、法文、英文以及西班牙文等西语语种，都是在Jurisprudentia的基础上，发展出各自指称“法学”的词汇，并且其内容不断丰富，含义日渐深刻。

　　关于法律问题的学问，在中国先秦时期被称为“刑名法术之学”，或者“刑名之学”。据考证，虽然“律学”一词的正式出现，是在魏明帝时国家设立“律博士”以后，但是，自汉代开始就有了“律学”这门学问，主要是对现行律例进行注释。中国古代“法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代，然而，那时所用的“法学”一词，其含义仍接近于“律学”。中国古代的“法学”一词与来自近现代西方的“法学”概念有着很大区别。

　　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最早由日本输入。日本法学家津田线年首次用来对应翻译英文Jurisprudence,Science of Law以及德文 Rechtswissenschaft等词汇并对之作了详细说明，该词于“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传入中国。

　　从法的形式角度说，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成文法（statute law）和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common law）。

　　从法的体系角度 说，包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社会法、刑法、国际法、程序法以及其他各种部门法；

　　从一般分类角度说，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根本法和普通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实体法和程序法；

　　从表现形态角度说，包括动态法和静态法、具体法和抽象法、纸面法和生活中的法、理想法（如自然法）和现实法（如实际生效的法）等等。

　　法学只有将所有这些不同意义上的法尽收眼底，加以研究，才算是名副其实的法学。

　　法和法的现象不是孤立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同其他事物特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这些相关问题可以更好地研究法学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法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极为辉煌的时期，各学派相继兴起，百家争鸣。法就是各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尤其是儒法两家）争论的问题之一。这一时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对中国后来的思想家有深远影响。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已从习惯法向成文法、从秘密法向公开法发展。子产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到战国时期，魏国执政李悝在各诸侯国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法典《法经》。这部《法经》虽早已失传，但在一些历史著作中载有其篇目。《法经》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法典的基本体系，以后的《秦律》、《九章律》、《曹魏律》、《泰始律》、《开皇律》、《唐律疏议》的体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由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提出的。与儒家相反，他们强调法律及其强制作用，而轻视圣贤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张“法治”。法家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法律思想，如法作为一种权衡、规矩、尺度，提供一个判断是非的客观准则；法应随时代而变；法由国家制定；法应公开，应平等适用；应严格守法，法与赏罚不可分，等等。那时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严刑峻罚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17～18世纪反专制 、反酷刑的法治。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采纳了法家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代替法律，而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来立法。

　　汉武帝采纳儒家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被奉为正统，儒家的法律思想垄断了长达2000年的法学领域。通常所讲的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法律思想就是指这2000年的儒家法律思想，事实上是推行政治上、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其结果是导致法学在中国的衰落。

　　在这一时期中，继百家争鸣而起的是依照儒家学说，对以专制君主名义发布的成文法进行文字上、逻辑上解释的律学，即通常所说的注释法学。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等都曾对汉律作章句注解。晋朝张斐和杜预也曾对汉律作注解。东晋后，私家注解逐渐由官方注解所取代。

　　唐代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于公元 652 年奉诏编写《唐律疏议》一书，对《唐律》作了权威性的解释，与唐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保存的法律文献。它以儒家的“德主刑辅”作为主导思想。《唐律》及其《疏议》集战国至隋各代法律之大成，又成为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法律的典范。《唐律》对当时中国近邻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法律也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国内外法学著作中，通常将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法律以及其他国家仿照唐律而制定的法律，称为中华法系或中国法系。

　　从三国魏明帝时起，设律博士职，专门传授法学。这一官制一直延续到宋朝，至元代才被废除。晚清法学家沈家本在总结中国历史上法学的发展时曾认为，元明清时法学已日趋衰落。1740年编成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律。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司法制度和法律思想领域也发生相应变化。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关于和五权宪法的思想、严复所翻译的许多西方名著，都包括了西方18～19世纪流行的法律思想，既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又有社会学、进化论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严复等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西方法理学方面的思想，那么，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则主要传播西方法律制度，特别是基于罗马法的民法法系法律制度的思想。沈家本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仿照西方模式改革中国传统法律的工作。他派遣政府官员和学生出国考察和学习西方法律，聘请日本法学家来中国修订法律和讲学，1906年创立第一所近代法律学校；组织翻译了大量外国法律。

　　在1911 年辛亥革命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西方各种法律思想，继续传入中国。

　　人类历史上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法律文化。除中国外，还有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邻近地区各国、古代印度以及中世纪伊斯兰教各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法学的内容极为广泛，通常指古希腊 、罗马奴隶制社会、西欧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西方的法学或法律思想。

　　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尽管成文法并不很多 ，也没有职业法学家，但当时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等著作中，探讨了关于法的许多基本问题。例如法是神授还是人定；法的基础是权力还是自然、正义或理性；是法治还是一人之治 ，以及法和民主 、自由 、平等的关系 ；法和国家、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思想对后世西方法学一直具有影响。

　　与古希腊不同，古罗马的成文法（主要是私法）和法学极为发达。在西方历史上，正是在罗马帝国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职业法学家集团，第一次出现了法律教育和法学学派 ，第一次出 现了法学著作。罗马五 学家之一的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是一部最早的并完整保存下来的西方法学著作。

　　欧洲中世纪，由于天主教会在政治、经济上占有很大势力，教会神学在思想领域中居于垄断地位，法学与哲学、政治学等都成了神学的附庸。到中世纪中期和后期，出现了一种以恢复和研究罗马法为核心的法学，即自12～16世纪相继出现的意大利的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以及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派。这三个法学流派虽各有特点且相互对立，但通过它们 ，罗马法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为欧洲大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统一的法律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中世纪的法，主要是普通法。这种情况表明了以后西方世界两系的渊源：民法法系（又称大陆法系）是在罗马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普通法法系（又称英美法系）是在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7～18世纪最为盛行的法律思想是古典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H.格劳秀斯、英国的T.霍布斯和J.洛克、法国的C.L.S.孟德斯鸠和 J.-J.卢梭等人。他们的学说和政治纲领尽管有很多差别，但总的来说 ，是反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是《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以及民主、法制的理论基础。这个学派极大地提高了法在社会中的地位，倡导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则，创立了宪法、国际法等新的法律学科，沉重地打击了神学，使政治学、法学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典《拿破仑法典》，就是在这个学派的思想基础上制定的。古典自然法学派起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也不可能超出时代所给予它的限制。

　　在19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渐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哲理法学派。在欧洲大陆，开展了广泛的编纂法典的活动，比较法学和行政法学随之兴起。随着英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从事殖民扩张，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的影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西方两系终于确立起在世界范围的地位。

　　进入 20 世纪 ，西方法律和法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法的社会化”问题，即强调法不仅应保护个人权利，而且应着重保护社会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新的科技革命，国家经济职能大大增强 ，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政府更多地采用改良、让步和福利主义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一般地说 ，民主和法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它们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①德、意、日三国在战后通过新宪法，建立了民主和法制；人权和公民权利有所扩大，宪法和法律监督进一步加强。

　　③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已从17～19世纪的理性主义、概念论法学转向现实主义、利益多元论和折衷主义，在强调法律重大作用的同时承认这种作用的局限性。

　　④在法律形式上，虽然也制定和修改了若干重要法典，但一般采用单行法、特别法形式。

　　⑤对司法组织和程序进行改革，加强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利 ， 形成事实上的 “ 法官创制的法律”。

　　⑥两系逐步靠拢 、 国际立法增多。但与此同时，破坏法制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在法学领域中，学派更加繁多，新自然法学（或类似的价值论法学）、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三大派别相互靠拢。非法学思潮对法学影响更不断扩大，出现了经济分析法学、批判法学等新的法学派别。

　　在19世纪40年代现以前，法学领域几乎一直是由思想家、法学家垄断的。他们为法学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有的人在阐述法律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合乎科学的观点，有的法律思想也起过历史进步作用。他们科学地阐明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3个组成部分中所包含的法律思想，构成法学。它的出现为法学领域带来了根本变革。它代表了人民及其他公民的利益 ，科学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①以往法学主要以为基础，否认法学因素对法的最终决定作用。法是掌握国家政权社会成员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最终是由这一社会成员的权力结构条件决定的。当然，法和社会学以外的各种因素也相互作用。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成员的意志决定的。

　　②以往的法学同时肯定法的继承性都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优秀法律文化遗产的同时创立和发展的。

　　①在领导革命斗争，特别是在与俄国自由阶级、孟什维克、第二国际主义者和其他主义者作斗争的过程中，揭露了沙皇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特别是与代议民主制相联系的法制的本质性。

　　②他在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开始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共中央关于废除政府《六法全书》的指示以及《共同纲领》关于废除旧法律创建新法律的规定 ，都表明一种新的法学在中国大陆的创立。但在相当长 时期内 ， 这一法学的发 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78 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中国法学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成为为现代化建设，为民主与法制建设服务的法学，它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发展了法学。

　　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方面是国家重要文献或领导人关于法制的重要论述中体现的发展。

　　首先，法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研究了国际运动中的经验，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作出了科学的论断：“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都重申和发展了这一结论：民主是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就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阐明了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和法制被忽视，为了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就必须加强民主和法制。

　　其次，法律和宏观经济调控也促进了法学的发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手段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指令，采用直接控制为主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作用是有限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人们已日益认识到法律在经济领域中的巨大作用。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提出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改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间接控制方式。十四大将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法律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更为加强，法学研究随之进一步开展。

　　同时，中国政府主要根据中国经验，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方针，即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政法机关协同其他各机关、团体，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充分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文化、思想道德教育等各种手段，预防和打击犯罪，改造罪犯。十余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综合治理的理论是对法学，特别是对刑法学、犯罪学等法学学科的重要贡献。

　　此外，还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即设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一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一国两制实现就意味着“一国数法”的出现。这将推动当代中国法律和法学向多样化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是一重大贡献。

　　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中国的专业的法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贡献。主要是：

　　①对一系列重学理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为此而撰写专著、教材和论文，以及编写法学工具书、召开学术研究会。在各个部门法学以及国际法学中都曾进行过有关本学科重大问题的研究。

　　②改进和发展许多已有一定基础的法学学科（如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和国际法学），同时又创建许多在国内以往并不存在的新学科，如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军事法学、科技法学、环境法学、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律社会学、比较法学、立法学等，并发表有关论著。

　　③专业法学工作者经常参加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或提出有关立法建议等，很多专业法学工作者出任兼职律师或参加其他法律实际工作。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法学与实践的结合。

　　④从事法律院校教师工作，培养中高层次的法律专门人才（大学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此编写大量各种形式的法学教材。

　　⑤将国外法学（包括方法论）新动向引入国内作为借鉴，为此翻译了不少外国法学论著、法律、法规、法学工具书等，并进行了广泛的国际法学交流，大量的学生、教师去国外学习、进修和讲学或参加国际法学会议，又有不少外国法学家来中国讲学和学习。

　　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不同于文学、哲学、史学等人文科学的一个特征，就是法学、经济学比文学、史学等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在总体上是不错的。从主观上来说，中国法学家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学说远离现实，但从客观上来看，法学家的不少主张离实际操作过远的现象，还是相当严重。这一问题不能仅仅用法学家的批判性和理想性品格来解释，而就联系中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和法学家的出身经历，作更广泛的考察。

　　从法学教育体制来看，据笔者有限的了解，西方不少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教授都有过担任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经历，他们把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知识一道传授给了学生。而中国法学院院长、教授中有过官员、法官、律师、检察官经历的实在为数不多。他们大都是从高中进大学，然后留校任教，这种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深入了解实际，不可能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经验，要他们的学说贴近实际(不是盲从、附随实际)也多少有点勉为其难，要他们立场公正、持论公允，也非举手之劳。

　　浏览一下，醒目的著名法学家，他们 大都有担任过官员、法官等经历。根据何勤华教授主编的《外国法律史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所作的统计，古罗马时代的著名法学家有四个：盖尤斯、帕比尼安、乌尔比安、查士丁尼，除盖尤斯出身不详外，帕比尼安曾担任过申诉官、帝国高级法院院长、近卫都督（相当于副皇帝）等。乌尔比安担任过帝国高级法院法官助理、帝国议事会成员，近卫都督。查士丁尼是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著名的皇帝。

　　法国近代以来的法学家有居亚斯和朴蒂埃两位，居亚斯虽未当过官，但其师从的是巴黎高等法院院长的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弗利埃，朴蒂埃则在奥尔良初等法院法官助理的职位上工作了50年。

　　德国近代以来的法学家有萨维尼、耶林、祁克等三位，除耶林外，萨维尼担任过普鲁士枢密院议员、柏林上诉法院法官、最高法院顾问等，祁克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律师、见习司法官、军官等。近代以来的著名法学家有科克、布莱克斯通、边沁、奥斯丁、梅因等五位，这五位都有过官员或律师的经历。科克做过律师，担任过诺里奇市法院的首席法官、伦敦市法院的首席法官、英国副总检察长、国会下议院议长、英国检察总长、高等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枢密院成员等。布莱克斯通做过律师，大学校长、法院陪席法官、国会议员、王室法律顾问、王室副总检察长、高等民事法庭法官等。边沁做过律师，虽然他是个很内向的人，但为了自己的学说能紧密联系实际，他走出书斋，曾经草拟了宪法、民法、刑法以及议会改革的要点，给俄国沙皇编制法律。奥斯丁当过陆军军官，做过律师，被官布劳汉任命为第一刑法委员会的委员，担任过皇家刑法和诉讼委员会的成员。

　　美国近代以来著名的法学家有霍姆斯、卡多佐、庞德等三位。霍姆斯做过律师，担任过马萨诸赛州最高法院法官和首席法官、联邦最高法官官等。卡多佐做过律师，担任过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纽约上诉法院常任法官和首席法官、联邦最高法院官等。庞德做过律师，担任过内布拉斯加州高级法院上诉受理专员和州最高上诉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顾问和教育部顾问等。

　　经济学家中也有类似情况。作为首届（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丁伯根从年轻时起就投向仕途，在荷兰中央政府任职15年。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1962年就任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后来成为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逊1941年受聘到美国资源计划局工作，1945年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1953年在美国预算局任职，担任过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二战期间被美国政府委任为华盛顿战时生产局计划统计处副处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担任过克林顿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因此，从事应用性很强的法学专业的学者们，如欲把学问做得扎实、有价值，就要勇于投向仕途和社会实践，让自己的学说接受国情的检验，或者贴近现实，或者改造现实。就政府而言，也要建立有利于法学家投向仕途和社会实践的制度，促进理论联系实际的制度化。

　　法系是具有共同法律传统的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它是一种超越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现象的总称。当代世界主要法系有三个：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法系。其他的法系还有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中华法系、犹太法系、非洲法系等。对资本主义法影响最大的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1]

　　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罗马法系、法典法系、罗马－德意志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大陆法系最先产生于欧洲大陆，以罗马法为历史渊源，以民法为典型，以法典化的成文法为主要形式。大陆法系包括两个支系，即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法国法系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它以强调个人权利为主导思想，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经济的特点。德国法系是以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强调国家干预和社会利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法的典型。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除了法国、德国外，还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包括曾是法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四国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如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及中美洲的一些国家，统治时期的旧中国也属于这一法系。[1]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法系、英国法系，是以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它的普通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英美法系首先起源于11世纪诺曼人入侵英国后逐步形成的以判例形式出现的普通法。英美法系的范围，除英国（不包括苏格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除外）外，主要是曾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缅甸、加拿大（魁北克省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中国香港地区也属于英美法系。

　　起源： 英美法系起源于英国。普通法一词（Common Law），是相对于在各地区的地方贵族的法庭而言，由英格兰国王指派的专职法官巡游各地，推广相对统一的国家法律。这一做法主要始于亨利二世，被认为是对于欧洲旧有司法制度的重大变革。由于国王的法官力求在全国范围施行较统一的司法尺度，于是开始重视对于过往案件的参考，英国的案件报告系统逐渐形成，也成为后来法律系统的重要基础。

　　普通法的格式和程序非常严格，由于程序上的违规，导致案件不得不接受看似不公平的结果。英格兰之后又出现了与之区别的“衡平法”（Equity），放宽了对于形式和程序的要求，但是由不同于普通法的法院系统受理。功利主义学派创始人边沁（Bentham）认为普通法不是合理设计的结果需要改革，一开始未被英国法官和律师所接受，但1873年到1875年的《司法法》大幅简化法院组织和司法诉讼程序，宣布普通法与衡平法系统正式合并，结束了两种法制并立的局面。合并后的法律统称为普通法，但是其中某些细节仍然有保留衡平法与原普通法的差别对待，废除使用多年繁琐的令状制，让英国法律现代化。这种采用大量判例的法律体系是英国社会内部自生自发的产物、是经验主义的结果，因此许多具体的法律制度在注重逻辑概念体系的大陆法系人士眼里，普通法显得比较繁杂、不成体系。这种法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公序良俗和最广大的社会大众的公平认知作为判案的基础，因此“形散而神不散”。最初是通过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的文化影响力扩张传播的，故而当今英美法系的版图与18、19世纪英美文明的扩张版图大致吻合。

　　除了英美法系国家之外，由于英美国家在西方文明的影响力和英美法本身的特点，英美法在当今世界的某些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和海商运输等方面。经常有国际贸易的合约，虽然参与各方都与英国无关，却指名以英格兰法律约束合约。[1]

　　近代德国人把人文、社会科学提高到与自然科学对等的地位的，柏林洪堡大学以来的现代大学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法学被理解为科学与这一背景有关。

　　法学以价值论为主要核心内容，实质上，法学的核心仅仅是思维上的中心，而不是说法学的本体是价值的，法学最大的特点是要论证实践中如何体现价值（或者说怎么证实价值已经实现），这一论证形成了所有的法学部门分支。法学价值是否实现或者怎么实现的论证，是经验性的，可验证的，因而是科学的。

　　在诉讼研究方面，法学需要认知心理学这样最微观的支持，譬如，对抗制为什么在认识论上是合理的 ，认知心理学会揭示所有的人都有可怕的人类弱点

　　法学是不是科学，最容易提出疑问的是法理学，法理学是处在价值核心部位，但这也只是某种法理学。法理学的形而上，可以藐视科学，但是法理学的形而下（解答部门法）必须诉诸综合分析，价值只是要素之一。

　　科学的传统意义，是指经验科学。什么是科学，在传统意义上，并不难确定。其基本特征是，诉诸实验，可观察和可验证，卡尔·波普尔则说是可证伪。按照波普的观点，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不是科学。

　　法学在本体上是科学，在核心问题上，不是科学。或者说，法学的本源精神论证，不是严格的科学，但是法学的应用性论证是科学。

　　在法学被理解为科学的那些领域，经验可以证伪理论。譬如，对抗制必然是现代流行的诉讼制度，不这样做，司法独裁就是随处可见。

　　在现代社会中，法在调整人们行为方面的作用极为广泛。法学和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任何阶级或学派的法学都以某种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当代中国的法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

　　二者存在着极为密切并相互交错的关系。法律社会学既是法学的分支学科，又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是介乎法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作为法学分支的法律社会学和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法律社会学，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例如，青少年犯罪、家庭、婚姻等问题是社会学和法学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双方的研究角度又有所不同。前者需要综合各种社会因素来研究这些问题，后者则着重研究这些问题的法律方面。

　　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直接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原理，即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归根结底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而法律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推动或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法学和经济学都需要研究法与经济的关系。法学从研究法律制度、法律关系、法律行为的角度（例如研究合同制度、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民事侵权行为等）出发来研究法与经济的关系，而经济学则从生产力、经济关系、经济规律和经济活动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这种关系。

　　在历史上，法学和政治学曾长期结合在一起。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会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学和法学都从属于教会的神学。17～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学和政治学都摆脱了神学的桎梏，但还是一些哲学家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中的两个环节，而且，两个学科也很难分开。直到19世纪，法学和政治学才从哲学中脱离出来 ，各自成为独立学科。

　　法和国家、政府、政党以及政治家的活动等现象是密切联系的。法学要研究政治，政治学也要研究法律，而且两者都要研究国家，只不过研究的对象和重点不同而已。

　　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有时很难分开。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和公元7世纪出现的《 古兰经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即使在近现代，一般说，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法学与伦理学已明显分开，但法学与伦理学都极为关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一极为重要和复杂的问题。

　　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而人的行为同人的心理活动是不可分的。因而法学与心理学也必然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法学在研究法律的作用时重视人的心理活动，注意吸收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如犯罪心理学是犯罪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

　　历史上 ，出现过四种为不同阶级利益服务的 、体现不同意识形态的法学，即奴隶主的、封建主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以法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 ，必然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即它来源于社会实践，又转过来为社会实践服务。法学是历史和国情的范畴,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的法学，总是印有特定的痕迹，其内涵和外延、内容和体系是有差别的。首先，法学可以对社会发生直接和间接和影响。第二，法学的对象、分科、方法都是实在性的。第三，法学在实践中产生，其发展也是为了指导实践。

　　即从总的方面探求法学研究对象的各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理论法学主要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划分出来的结果，而是依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划分出来的。那些研究对象比较抽象、研究方法偏重于理论分析的分支学科基本都可列为理论法学，其主要代表是法理学。如果一国法学体系中不设综合法学这个大的部类，那诸如立法学、法社会学、法解释学、比较法学等也可视为理论法学。法学边缘学科中侧重于理论研究的也可列为理论法学。

　　注：应用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律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材料，其比之理论法学更具有实践性，它是理论法学的具体化，也是理论法学的资料渊源。但应用法学并非没有理论，其产生的理论不是用来起跨学科的普遍指导作用，而是为解决本应用学科的实际问题服务的。应用法学的代表性学科是各种部门法学，如宪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程序法学等等，有关法律实务的分支学科，法学边缘学科中侧重于解决实践问题的分支学科也可列入应用法学。

　　即专门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中的历史问题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历史法学之所以作为法学体系中的一个专门的类别，主要因为它既包括理论内容（即论从史出），也包括应用内容（即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历史法学主要研究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研究研究这些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实质、内容、形式、特点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等。它主要包括中外法律制度史学、中外法律思想史学、法学史学。

　　注：综合法学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它的研究对象跨越多种甚至各种法学分支学科；其二，理论、应用和历史不是各有侧重，而是三者兼容并包。法学总论或概论之类是典型的综合法学。同时也包括立法学、法社会学、法解释学、比较法学、国际法学等。

　　①理论法学，又称基础法学。研究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中国法律院系为这个学科开设的课程称为法学基础理论（简称法理学）。

　　③国内法学。指一国各部门法学，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环境法学、刑法学、诉讼程序法学以及军事法学等。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因此，在国内法学体系中，宪法学占有主导地位。

　　⑤立法学。研究立法原则、规划、立法体制、立法风格、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以及法律汇编、立法评价等问题。

　　⑥法律解释学。对法律条文的内容和文字进行阐释，相当于中外历史上所称的注释法学。

　　⑦法社会学。通常指通过社会现实问题研究法律的社会功能、实行和效果等问题。

　　⑧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比较法学是对不同国家（或特定地区）法律（包括该国法和外国法之间，外国法之间）的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密切联系。

　　⑨法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一些边缘学科。如科技法学 、 法医学、司法鉴定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律统计学等。

　　在每一独立的分科中，又可再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较低的分科。而在各分科中，每个国家的法学都总是以研究该国现行法为重点的。

　　毕业论文(设计)、大学英语(统考)、理论与三个代表、法律逻辑学、法律文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家司法考试指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婚姻家庭继承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统考)、科技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立法学、民法学、侵权行为法、商法学、税法学、司法实务、物权法、现代远程学习概论、学位英语、英语2(新录)、英语3(新录)、英语4(新录)、证据法学、证券法、政治经济学 、中外司法制度比较等。[2]

　　拥有法学国家二级重点学科的高校（此不含已拥有法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的3所高校）

　　法院是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国家机关。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设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历来是法学专业学生就业的主要领域，也是法学专业学生“专业对口”、实现职业理想的重要目标。[3]

　　检察院是依法独立行使国家检察权的国家机关。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设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同审判机关一样，各级检察机关同样是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的热门行业。[4]

　　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治安行政机关和刑事执法机关。在中国，公安机关是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行政职能部门，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公安机关不同于普通的行政机关，它是掌管社会治安，行使国家治安管理权的专门机关。国家赋予公安机关以不同于普通行政机关的各种强制手段，以完成公安机关所担负的治安管理的职能，同时也使公安机关成为国家其他行政管理活动的坚强后盾。

　　中国的公安机关不单纯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兼有刑事执法职能的司法机关。根据中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侦查和执行刑罚的职能，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工负责、紧密配合，共同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

　　针对中国公安系统现状，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公安队伍建设将继续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从严治警、依法治警的方针，以提高公安队伍整体素质和战斗力为目标，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四统一五规范”为基本内容，以建立完善条例条令为主体的制度体系为重点，实现公安队伍建设各个方面和环节的标准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公安队伍，真正担负起巩固中国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5]

　　机关，泛指国家党政机关或团体为实现其职能而设立的、负责指挥和控制行政活动的机构，包括政府办公机关、财政系统、金融系统、政法系统、科学卫生文化系统。公务员，是代表国家从事公共事务管理，行使行政权力，履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按照《公务员法》确定的范围，我国公务员除包括国家各级政府行政工作人员外，还包括下列人员：一是法官、检察官；二是派机关工作人员与机关工作人员；三是人民团体、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鉴于其性质虽不同于国家工作人员，但管理上历来属于干部范畴，故仍按现行做法，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

　　随着中国公务员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工作条件、待遇和职业发展前景相比改革开放初期有较大改善，报考各级机关公务员已经成为法学专业大学生的就业首选。而近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对法学专业人才需求数量最多、比例最大，一定程度上也吸引了法律专业的优秀学生的广泛参与。

　　以2008年度中央政府机关及直属机构招考职位来看，法学类专业成为当年招考职位数量和招考人数最多的热门专业。根据人事部公布的《2008年职位信息》统计，中央党群机关、中央国家行政机关、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国务院系统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当年提供法学（法律）类专业人才选择报考的职位多达1134个，共向社会招录法学（法律）类专业人才2578人。招考法学专业人才的行业领域也十分广泛，包括了诸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往年公务员考试热门职位。其中，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招考法学类专业人士的所占比重最大，共有683个职位可供法学专业人士选择，其中税务和海关系统招考的职位最多。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活动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工商管理、税务、海关等政府部门的调控和监管作用日趋明显和重要。海关、工商管理、税务等政府行政执法、经济监管部门，以及金融、证券、保险等行业近年来吸纳了较大数量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并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持续下去。

　　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其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代表委托人处理有关法律问题的诉讼；向委托人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和指导，保护委托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着手法律行动，为委托人的利益辩护。

　　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当前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面临着大量的法律事务，特别是在金融证券、高新技术、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等领域，迫切需要优秀律师的介入。但目前，中国律师队伍结构还不够合理，复合型人才比较短缺，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对律师法律服务的需求。

　　所谓公职律师，是指具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供职于政府职能部门或行使政府职能的部门，或经招聘到上述部门专职从事法律事务的公务人员。与公职律师不同，公司律师则是在企业内部设立的专门为本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或法律服务专门人员。虽然接受委托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是社会执业律师的一项重要职能，但是由于政府管理职能的特殊性、复杂性，加之社会执业律师自身工作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执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既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满足社会对法律服务多层次、多领域的需求。建立公职、公司律师制度，形成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军队律师等队伍相互并存、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格局，也就成为中国未来律师业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国主要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主要城市对外联系和交流日益密切，很多领域都对律师有较大的需求。

　　如航运、海商、金融、证券、期货、展览业和投资业等，发展空间相当大。对于国企改革、劳动争议及就业问题、外来人口问题和房地产等领域，律师同样大有用武之地。由于语言问题，我国的相当部分律师不能用英语直接与外商交流、谈判，更不用说用英语直接上仲裁庭，参与国际性的诉讼或仲裁程序。法律英语的运用和掌握，成为我国律师业提高服务水平的“瓶颈”。

　　为很多传统领域提供法律服务的空间也很宽广，如离婚诉讼、债权债务等。随着社会风气和观念的变化，离婚率上升了，离婚诉讼案子也越来越多。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也在增多。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普通人“打官司难，请律师难”的现状必将发生转变，专注于民事诉讼领域的律师数量将有较大提高。

　　现在有很多领域都需要律师的介入，比如商标代理和税务服务领域，目前属于“空白点”，不属于律师的业务范围。国外有专门的税务律师，国内则发展迟缓。商标代理的业务量是相当大的，但目前律师也还不能介入。入世后，许多行业对律师的需求不仅仅是诉讼方面的，更多的是非诉讼方面的专业人才，如反倾销、反垄断、投资、融资、招商引资、商贸风险等专业领域的人才奇缺。

　　公证员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公证机构从事公证业务的执业人员。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实施，确定我国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公证机构正在逐步与国家机关彻底脱钩。

　　近年来，随着中国公证事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目前全国年办证量已连续7年超过1000万件，比1980年增长了110多倍。公证事项种类已达200多种，涉外公证每年办理300多万件，发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各种民事公证、经济领域内各项行为及文书公证、涉外公证等公证服务，正逐步深入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到2005年，中国公证机构和公证队伍初具规模，全国已设立公证机构3162个，比1980年增长了5倍；有公证从业人员2万多人，比1980年增长15倍。公证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也取得明显进展，公证员的学历层次和法律素养进一步提高。目前大专以上学历占公证员总数的94%，已经实行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人员中选拔公证员的制度，具有公证特点的执业准入、培训、考核和奖惩机制基本形成。初步建立了科学合理、灵活有效的用人机制和评价体系，以执业公证员为主干、公证员助理和辅助人员为补充的公证职业群体正走向成熟。

　　中国公证服务业将加强公证机构建设，健全完善公证工作的组织体系；依法律履行公证职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公证法律服务和保障。具体来讲，“十一五”期间，我国公证工作将围绕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服务、围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等方面提供服务，围绕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提供服务。[6]

　　企业法律顾问，是指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并经注册机关注册后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专业人员。由于近年来法学专业毕业生传统就业领域接收能力的限制，越来越多的法学大学生将到企业从事法务工作、担任法律顾问作为自己就业求职的另一重要选择。

　　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迅速开展起来的。1997年3月，人事部、国家经贸委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决定推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1997年5月，国家经贸委颁布《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对全国企业法律工作进行了必要的规范。目前，全国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已达10万多人，通过1998年、2000年、2002年三次全国执业资格考试，取得企业法律顾问资格的有3万多人。在企业法律事务管理方面，一些企业设立专门的企业法律事务部门，名称大致相同，有的称作法律事务部（或者是法律顾问室），有的称作法务部（或法务室）等。有的是企业的一级部门，有的是二级部门。也有企业仅仅设立专职的企业法律事务人员，分别有法律顾问、法律事务专员、法务专员、法律主管、法律秘书等不同名称。

　　在不同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地位各不相同。企业法律事务部门或人员，在有的企业深受领导重视，成为企业领导决策的重要参谋。同样作为企业法律顾问、法律事务专员等，在职业要求上，有的要求是专职律师，有的是兼职律师，或者是法学专业人员。在待遇方面，有的享有副总级待遇，有的享有部门经理级待遇，有的享有主管级待遇，也有的只享有业务员待遇，薪酬自然也就差异很大。

　　为逐步适应国际竞争要求，依法决策、依法经营、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于2002年开始在国家重点企业开展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和推广工作。试点企业多数为大型或特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行业涉及军工、民航、石油石化、电子、电信、建筑、冶金、能源、金融、商贸等领域，得到广大企业的积极响应。[7]

　　金融业是指经营金融商品的特殊企业，它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租赁业和典当业。金融业具有指标性、垄断性、高风险性、效益依赖性和高负债经营性的特点。

　　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基本实现支付体系现代化，货币发行管理和反假货币工作进一步加强，信贷征信体系逐步健全，反洗钱体系初步建立，反洗钱工作机制和制度逐步完善。

　　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优化资金配置和调节、反映、监督经济的作用。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金融业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成长。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业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法学专业毕业生大量涌入市场，不仅在传统的司法领域，在金融领域，尤其是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些法学专业毕业生综合素质较高，适应能力很强，很快成为一些金融单位的业务骨干，少数优秀学生甚至还走上了单位的领导岗位。

　　从商业银行总行的情况看，今后一个时期商业银行内部以下部门对于法学专业人才仍保持较为旺盛的需求，即：法律事务部，合规部，清收处置部门（授信执行部门），信贷管理部，国际业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办公室等。

　　对于有志于从事金融法律事务的优秀法学专业学生来讲，到金融系统工作同样也是可以有所作为、大展宏图的。

　　凡从事报纸、杂志等采访、编辑、发行，以及专门从事新闻资料供应的综合事业性单位，均可称为新闻业。也可以说，新闻业是指凡是以服务公益为其主要目的，通过报纸、新闻性杂志、广播、电视、新闻影片等媒体向大众提供资讯消息的综合事业性单位。

　　近年来，卓越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以法律职业素质教育培养为目标。良好的法律职业素质使得一些法学专业毕业生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就业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出版业，法学专业毕业生主要可以从事编辑、记者、节目策划、发行等重要工作。[8]

　　“五院四系”，是新中国建立的五所政法院校以及四所大学的法学院（原法律系）的简称，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界曾有这一种说法：只有从“五院四系”走出来的人，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科班生。这9所高校的法律科学在中国法学教育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今中国司法机关80%的骨干人员均有五院四系的培养背景。

　　政法院校是中国法学领域在教育、应用和研究等方面的典型院校。截止到2014年，中国共拥有8所政法类院校，这些政法院校的国家司法考试通过率均在排在全国前列，为中国司法界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法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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