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分票从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合

　　当年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为10分；女壮劳力依次为8分、6分不等，此外，早、晚出勤另计，仅相等于当时的人民币0.2元、0.3元，最低的仅值8分钱。

　　全国大多数的农村生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值，是根据所在生产队的实际情况进行核算，因此工分值的多少也不尽相同。

　　工分是农民的命根，当时农民是没有粮票的。他们通过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粮食，如果不够吃，只能另想办法。一些农民用自己家的鸡蛋和蔬菜，和城里人换些粮票，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

　　工分票是反映农村生活的缩影，记载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生活，是农村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物证。

　　农村体制的发展，从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工分票的收藏，也在这四个方面有不同的体现。

　　新中国建立后，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有了更快的发展。1950年有272万个互助组,到1954年最高达到 993万个。

　　生产劳动采用包工或评工计分，后来为简便手续，印制了“互助组工分票”，分期结算，按劳付酬，这也是新中国农村第一次进入票证时代。

　　农业生产互助组，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组成，实行共同劳动、分散经营。是农民为了解决劳力、耕畜、农具缺乏的困难，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收获的农产品，仍归私人所有，换工互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量一般高于个体农户。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互助组进一步发展成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合作运动开展比较广泛的华北、东北地区，在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少量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发展到500个，参加农户4万户。1956年底猛增到54万个，参加农户11945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以上。

　　初级社时间很短，基本上没有留下正规的工分票，一般都是高级社或者合作社名称出现。

　　1956年全国普遍大办高级农业社，许多社的规模偏大，平均主义严重，矛盾突出，以至部分社员对生产、分配意见很多，纷纷闹退社等现象。

　　1957年冬，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全国搞得最早的，是河南省遂平、平舆县，合并扩大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群众自发地采用了公社、大社、集体农庄等不同名称。

　　1958年8月，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得到巩固和发展，一场公社化风暴在全国迅速掀起。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

　　1960年代，这种工资制搞不下去了。大寨大队创造出“大寨式记工”管理方法，即“标兵工分”。具体作法是：在日常劳动中，记工员只记每个社员的工别和出勤天，月底评比总结。评比时根据社员劳动态度、出勤天数、干活质量，评出一天应得的“标兵”工分（例如12分）。有了标兵人和标兵工分，就等于有了标尺，其余社员据此衡量自己体力强弱、技能高低、劳动态度等，自报应得的工分（例如11分、10分、9分……），然后由大家评议修正。

　　标兵工分在全国得到推广，许多人民公社印制了类似工分票，按月或按周或按日发给社员，作为劳动所得的计量单位。年终时，凭工分总数的多少进行“分红”，也就是分配粮食和其它副食品。

　　学大寨之前，农村只有口粮，按照年龄定量。学大寨之后，工分等于奖金，又称“工分粮”，口粮等于基本工资。

　　除了口粮、工分粮，还有粪粮、返销粮等等。农民到城市掏粪，就是为了赚点“粪粮”，集体土地所有时期，挑回去后按担计发工分票。

　　1980年6月18日，广汉县向阳公社的社员中午收工回家时惊讶地发现牌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向阳乡人民政府”，早上出工经过公社门口时，还看见“人民公社”的牌子端正地挂着，这是全国第一个摘除“人民公社”牌子的乡政府，引发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与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自发“包产到户”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策源地，都是农村体制改革史上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