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民主选举思想及当代启示
同志延安时期民主选举思想的论述散见于多篇著作中，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在陕甘宁根据地创建了中国有史以来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选举实践，并且不断发展和完善选举形式和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选举制度。延安的民主选举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精神，它无论在理论层面或实践操作层面，在今夫都仍然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中国在延安时期进行的民主选举制度探索，构成我国现代选举制度的重要历史渊源。1935年10月，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把陕甘宁建设成各敌后根据地的战略后方和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率先实行普遍的民主选举运动，力争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政权。
一是广泛宣传民主选举思想。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明确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该由人民选举。当时提出“民主政治，选举第一”的口号，选举成为当时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由于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人民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中，“官本位”思想、“草民”意识等传统落后文化思想根深蒂固。人民群众对选举感到陌生，缺乏政治参与意识。鉴于此，在每次选举运动前，都有必要做大量的宣传工作，深入群众中间，阐述选举的意义及政策，使大家明白选举的步骤及方式，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一些抗日根据地成立选举训练班，针对选举的技术问题进行专门培训。各个边区印发大量的小报和宣传品，同时针对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不高的特点，数以千计的村剧团、宣传队和歌咏队走村穿街进行宣传，它形象地告诉农民:唯有选出合适的人进入政权机关才能给自己带来益处。
二是积极探索民主选举立法。1940年，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时指出:“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同年3月，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明确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步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选举法规，对选举原则、选举程序和选举保障等作了详尽规定。立法宗旨在于保障人民实现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利，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的选举制度。不仅着眼于民主的实质，同时注意尽可能完善民主的形式，为选举工作依法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是确立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原则。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人民参政、议政、主政的各个方面，尤其体现在实行普遍的选举制度方面。边区政府于1937年5月通过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立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原则。依照选举条例的规定，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抗日与民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人士，均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利，他们不但可以参加各级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而且都有被选为参议员和政府公职人员的权利。陕甘宁边区的区、县、乡三级参议会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的提名，采取各抗日党派、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选民有一定人数联署推荐三种方式。正式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名额，实行差额选举。在不妨碍选举秩序的原则下，可以进行竞选。县和边区的参议员可通过集会和媒体为自己拉票，进行竞选。乡村选举的候选人也需到台上说明自己当选后的施政计划。竞选过程中，台下百姓尽可对候选人品头论足。竞选利于全面展现候选人的才能，也利于候选人与选民的互动交流。当时的口号是: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革命。把选举上升到民主政治的首要高度。
四是着力进行“三三制”政权建设。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边区已经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并为全国树立民主政治的榜样，1940年3月，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系统完整地提出:要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员占1/3，非党的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并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先行试点。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专门讲到:“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中国关于“三三制”选举原则的提出和《施政纲领》的公布，充分说明了中国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真诚愿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和边区民主政权在各阶层人民中的威望。“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这种政权形式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民主性，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重大的阶段性意义。“三三制”政权的创建，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要求，使边区各级政府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对于提高边区政府的号召力，调动社会各界建设边区的积极性十分有益。如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等11位参议员提出的“精兵简政”提案，迅速为边区政府以至中共中央所采纳，推动了边区及其他根据地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三三制”也为抗日民主政权吸纳了大量优秀人才，有效地提高了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
选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地。对于边区政权的民主建设，曾作过最好的概括。1938年7月2日，告诉到延安访问的世界学联代表团:“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他指出:“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边区的政权选举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收益颇丰。在边区民主选举中，首创了多种形式的选举活动，还特别提出和实行了竞选，并将竞选写进该时期的选举法规之中。边区人民不仅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而且对边区各级参议员和政府的工作，都有权检阅和评价，对于那些不称职的政府人员，人民有权罢免。与当时统治区的垄断政治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生机勃勃的选举运动，对动员民众、巩固政权、提升党的形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将一个与基层政权全然不同的形象呈现在国人和世界面前。
通过选举，边区群众得到普遍的动员，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边区各项活动和建设中；通过选举，边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进一步增强；通过选举，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民主的方法运用到了各项工作之中。中国在《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指示信》中就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认为此次选举“是转变我们整个政府工作的中心的一环”，其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取得抗战胜利。后来的选举结果表明，从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从工农民主到一般民主的转变，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有效的。总之，民主选举是实现社会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和关键所在。根据地的民主选举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调动了人民支持政权的积极性，使人民与抗日根据地政权共存亡，推动政权建设的发展。
延安时期，在以为核心的中国的领导下，在最没有条件实行民主的贫瘠土地上，陕甘宁边区政权选举结出了丰硕的民主之果。回顾历史，在21世纪的今天，边区民主选举仍给我们的政权建设特别是基层选举带来诸多启示。
一是调动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人民当家作主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选举制度。通过开展广泛的民主选举运动，可以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不断激发民众对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的渴望及需求，激发参政意识的觉醒，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可以说，如果没有选举，就谈不上民主。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化的基础和前提就是群众能够积极地参与选举。目前农村自治的实现并没有实现原来的民主预期，村民选举并没有激发村民多少公民权利的意识，而且投票率有每况愈下的趋势。有人把这一现象归结于中国农民素质差、文化水平低。的确，通常选举要求选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对政治信息有一定了解，以便选民能做出理性的选择。但陕甘宁边区的三次选举所表现出的高度的政治热情，有力回击了某些人所鼓吹的“农民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谬论。农民的冷淡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选举民主，而是要求更加普遍的民主选举。
二是扩大选举的竞争性，真正做到差额选举。选举本质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举权就是一种选择自由，没有选择自由就没有选举，这既是选举制度民主性的体现，也是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对选举的基本要求。因此，差额既是选举制度本质和必然要求，也是选举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差额，就没有选择，没有选择的选举就不是真正意义上、民主意义上的选举。差额选举是现代民主选举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它相对于等额选举来说，更能使选民和代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民主权利。宪法学家吴家麟说过，没有差额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争的差额，也不是真正的差额选举。在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候选人的提名，采取各抗日党派、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选民有一定人数联署推荐三种方式。正式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名额，实行差额选举。因此，要使差额选举真正落到实处，首先要完善提名制度。可以考虑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对组织推荐的候选人数作出限定，给选民推荐的候选人数留出更多的空间。这样才使选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博弈”，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担当起为民代言的重任。
三是改进候选人介绍方式，解决陪选问题。“陪选”已成为对付民主选举制度的一种政治“技术”，在一些地方，这种现象不仅见怪不怪，甚至将此作为“选举成功”的工作经验加以推广。从形式上看，陪选也达到了差额选举的要求，然而从实质而言，陪选是披着“合法面纱”的等额选举，对选举制度而言，这种变质的“差额选举”比等额选举具有更可怕的破坏力。因此，必须解决陪选问题。应借鉴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做法，改进候选人的介绍方法。创新形式，对每一位候选人进行平等、全面、客观的介绍。如让正式候选人进行必要的供职报告，合理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以利于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真正使选民“知名、知人、知情”，既是候选人之间综合实力的一种展现和竞争，又是现有选举制度中竞争机制的一种表现，从而提高选举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