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双降”背景下上海如何打造国际一流
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强调“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上海市市长应勇指出，开放是上海的最大优势，“上海要加快建设扩大开放‘新高地’、构筑‘新平台’、营造‘新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是增强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关键要素”。
在上海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更好地发挥外资的作用。近期，上海利用外资程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除国际宏观环境等客观因素影响外，更多的还是外资在当前营商环境下的主观选择。上海的营商环境与国际一流水平相比仍存在差距，在沪外企对上海投资政策和环境的满意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软环境”的优化将是上海引资的核心突破口。
据《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7》，50%的在沪欧资企业认为不及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时受欢迎。54%的上海受访外资企业认为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相比往往遭受更不利的待遇。在环保执法方面，超过一半以上的受访企业认为针对外资企业的执法更为严格。48%的受访企业表示曾经由于市场准入限制或法规障碍而错失商机。在研发与创新环境方面，仅有20%的受访企业认为上海的创新与研发环境优于全球平均水平，远低于华南地区31%和北京26%的比例。
调研发现，外资企业在华面临的制度/监管障碍主要包括：模糊的规定和法规（法律法规执行不一致/不清楚）、繁琐的监管程序、无法预测的立法环境、执法中的自由裁量、市场准入壁垒和投资限制（市场准入壁垒包括直接限制（例如“负面清单”）和间接限制（例如许可要求）、产品许可要求/注册过程（取得许可证困难，注册过程繁琐）、知识产权保护、海关程序、腐败、在政府采购中歧视外资企业。
如果政府部门能够提高监管环境的透明度、可预测性和公平性，取消对外资企业的投资限制和歧视性壁垒，允许进入目前受限的新业务或产品细分，允许加强对中国业务的控制以及减少对本地业务合作伙伴或建立合资公司的要求，允许在中国进行战略收购，他们将大幅增加在华投资。
调研发现，外企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劳动力成本提高，来自本土企业的竞争，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税费负担过重，全球经济放缓。经营成本方面，满意度最低的前三项为：劳动力成本、物流成本和能源成本。
外企在上海经营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商务成本、政府政策、人才、资金。各项成本稳步攀升、人力资源制约因素凸显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环境已成为常态。
外企担忧的因素主要有：面临高端人才和低端劳动力同时不足的困境，难以招募和留住合格的人才。模棱两可的条令和法规、歧视性产业政策、不透明的投资审批程序，当投资被否时，行政上和法律上缺乏有效的追索权以及执法不一。还有一些阻碍创新的因素，如知识产权保护、人才获取和数据安全等。另外，外企担心核心技术流失，倾向于采取更为严格的技术控制策略，对投资高新技术等高端产业也有诸多顾虑。
目前仍有不少领域的实质性开放进展缓慢：如由于自贸区地域狭小，产城分离，外资娱乐场所、外资医院（医疗机构限于合资、合作）等相应措施无法落地；由于审批流程与区外一致，以及受人气、土地价格等因素影响，律师事务所、教育培训等服务机构较难落户自贸区；律师服务没有放开，外国律师事务所只能以代表机构的方式进入中国，禁止从事中国法律事务，不得成为国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融业外资进入的限制仍然较多，外资在投资主体范围、准入资格和投资额度等方面仍有诸多限制；境外企业也没有获准在境内发行人民币股票等。
制度性因素中，满意度从低到高依次为：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政策的透明度、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和法律法规健全程度；政策性因素中，满意度从低到高依次为：税费负担、市场和行业准入限制、融资自由度、加工贸易管理方式、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国民待遇、跨境资金调拨、反垄断管制和劳工政策；对营改增的总体满意度较高，但对税负的降低程度还有较大期待。
外资企业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改善监管环境、自由进入新商业领域或产品细分市场、降低在华并购壁垒以及在控制在华运营方面获得更多自主权、降低对本土商业伙伴或合资企业的要求。
外企希望政府在以下方面提供支持：提供税收优惠，提供更多财政支持，加快执照申办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加大工作透明度，放宽对公司形式和经营范围的要求，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加强反腐力度，增加投资便利化措施，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人才供应与人才引进，能获得政府机构的订单，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
当前，跨国公司的聚焦点更多地从上海的“硬成本”转向“软环境”，它们更需要的是市场环境的公平和公正、政策环境的稳定和透明。因而，下阶段上海招商引资的重点应从“优惠性、政策性招商”向“营商环境、制度优势招商”转变，从依靠增量资源招商向全要素供给综合性服务招商转变，“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使上海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行政效率最高、服务管理最规范、法制体系最完善的城市之一”。
第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推进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减少准入限制，取消歧视性壁垒，降低并购壁垒，进一步加大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力度。不断完善利用外资投资环境和法律法规，严格兑现对外资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深化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制度层面保证外商投资政策的透明度、连续性、稳定性、可预期性以及执行上的一致性，防止监管机构执行的随意性。
第二，全面落实外资优惠政策和降成本各类政策措施，进一步降低外商投资企业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支持各区、各开发区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定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就业、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贡献大的项目予以支持，降低企业投资和运营的成本。切实保证外企同等享受本市出台的各项产业发展支持政策。
第三，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港区。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东国际机场，探索建设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港区，实施新的监管政策和体制机制。探索实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金融、外汇、投资和出入境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贸易方面，实现“一线放开、二线安全有效管住”，进一步推进国际最高标准的“单一窗口”建设；投资方面，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放开一些重点行业对外资出资比例限制。提高准入管理规则的透明度，在准入清单管理方式、行业许可管理规定以及业务牌照和资质申请审核标准上实行内外资一致；探索更为自由的投融资汇兑制度，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构建人民币全球服务体系。
第四，提升外资企业对科创中心的“参与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支持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集聚，积极推动外资研发机构参与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外资承接本市政府科研项目，增加重大科创项目的信息透明度，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内外资都能参与的市场环境，支持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开放式联合创新平台，创造条件让外资与本市单位共建实验室和人才培养基地，联合开展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
第五，实施更加开放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简化出入境和居留手续，为海外人才出入境、停居留及办理相关证件作出便利性规定。继续扩大R字签证申请范围，鼓励优秀外国留学生在上海创新创业，在自贸区推广“离岸模式”，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双创”，聚焦国家急需、紧缺的高端外籍人才，先行先试一批出入境政策，加快落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人才引进、人员出入境方面的优惠政策，给予用人主体更多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