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的冲刺期
2018年，全国有1386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预计有280个左右贫困县摘帽。2018年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2月26日，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时公布的这一组数据可见，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继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履职第一年就将听取和审议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列入监督工作计划。栗战书委员长、王晨副委员长亲自审定调研方案。2018年5月至12月，曹建明、、武维华三位副委员长带队，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委和民委组成人员、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分别赴四川、青海、山西等16个省区开展实地调研。
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年均增长20%以上，2018年达到1061亿元。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年均增长30%以上，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也大幅增长，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18年已超过1000亿元。同时，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全面加强了扶贫资金项目使用监管，推动实施扶贫资金预算编制、执行、决算的全过程绩效管理。
截至2018年年底，26个中央部门出台了27个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政策文件。国务院有关部门将贷款融资等统一调整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融资，在危房改造任务较重的中西部22个省份开展农房加固改造示范，兜底解决特困户住房安全。全国2075个县制定了控辍保学方案，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受助范围已覆盖全部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目前，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保险比例已提高到80%以上，所有贫困县已基本实现县域内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制度,专项救治病种扩大到21个。2018年已将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靠家庭供养无法单独立户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贫困人口按程序纳入低保范围，全国所有县(市、区)农村低保标准已达到或超过国家扶贫标准。
调研组所到之处，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近几年是脱贫攻坚力度最大、贫困人口减少最多、贫困群众增收最快、农村面貌变化最大的时期，感谢习总书记！感谢党中央！让各族群众过上了新时代的好日子。
“脱贫攻坚已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冲刺期，剩下的都是一些贫中之贫、难中之难，虽然贫困的绝对人口在减少，但脱贫攻坚的任务仍然很重，难度在增加。”在进行大范围调研后，专题调研组作出这一判断。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约400个贫困县，近3万个贫困村，数量仍然不少，且尚未脱贫人口中，长期患病者、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和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贫困人口比例高。
特别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仍然是脱贫攻坚战的短板、重点和难点。例如，青海省15个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都在20%以上，藏区深度贫困乡镇贫困发生率高达25%。四川凉山州尚有1118个贫困村未退出，彝区10个县贫困发生率达19.4%。云南怒江州贫困发生率高达38.14%。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等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云南省有4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困难，有45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居住在危房中，71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无卫生厕。西藏有12个县主电网未覆盖，涉及9.8万贫困人口，102个建制村不通动力电，涉及3.58万贫困人口。甘肃省甘南、临夏两州和青海省海南、黄南、玉树、果洛四州无铁路，黄南州79个行政村通村道路为砂石路，254个自然村不通公路，果洛州有近55%的行政村不通路。
各省区普遍存在产业扶贫项目单一、同质化的现象，后续发展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做到保障有力还存在不足；扶贫资金监管粗放；涉农资金整合推进不畅，地方配套难度大；脱贫攻坚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急躁和厌战情绪以及消极腐败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脱贫群众创收增收渠道单一，不少地方存在政策性返贫的风险；不少脱贫县存在债务风险，脱贫摘帽后还本付息压力极大；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在贫困地区仍普遍存在，“软实力”薄弱仍是突出短板这些问题都是当前脱贫攻坚战中的难点所在。
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建议：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推进脱贫攻坚；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推动贫困地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切实解决脱贫攻坚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建立巩固脱贫成果的长效体制机制。
在调研中，各地反映，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在贫困地区仍普遍存在、义务教育做到保障有力存在不足。例如，甘肃省甘南州的迭部县在2010年和2011年先后面向全国招录了79名紧缺学科的教师，并在住房、安置补贴等方面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但目前已有40名先后辞职或调离。四川、云南等省部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滞后，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极差。四川凉山州尚有10个县未通过省级义务教育督导评估，寄宿制学校“大通铺”情况严重。
“今年1月份，我去了甘肃庆阳市、平凉市等地调研，感到人才缺失问题仍然突出。据西南某市统计，该市劳动技能带动性人才和生产性人才自2011年以来，占比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已降到10%以下，影响了部分脱贫项目的落实和作用的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钺锋说，贫困地区引进人才难，以甘肃某县为例，该县大力发展苹果产业，专业人才需求很大，但该县已多年没能引进相关人才，现有的6名工程师均是20世纪90年代毕业分配的，全县18个乡镇，每人要承担3个乡镇的技术指导任务，工作压力大，难以深入。
“我在多次扶贫过程中，听到当地县委、县政府和农村百姓反映优秀人才不愿意来，也留不住，特别是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人才严重短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志贤说，报告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建议他非常赞成，要进一步提高乡村教师、医生的待遇水平，提高深度贫困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去努力，虽然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但很有可能又会返贫。因此，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落实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激励机制，鼓励优秀人才长期扎根贫困地区工作。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手段，据有关研究，如果劳动力接受教育年限少于6年，则贫困发生率大于16%；接受教育增加3年，则贫困发生率下降到7%；接受教育再增加3年，则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5%。由此可见，提高受教育程度，对摆脱贫困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学勇说，把发展教育贯穿于精准脱贫的全过程，落实好“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形成长效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李学勇说，2018年在开展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的调研时发现，义务教育“城市挤、农村弱”的不平衡，不仅是农村基本硬件保障问题，而且是教育质量的低水平问题，其中缺少好教师是关键原因。教育部、财政部出台了“银龄讲学计划”，到2020年将组织1万名退休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到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学校讲学，这启发我们在解决贫困地区教育问题上，要进一步创新办法，加大支持力度，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不仅“有学上”，而且“上好学”。
“教育扶贫还可以再向前走一步，鼓励一批有社会情怀的年轻人在接受较好的教育后，到乡镇去、回家乡去发挥作用。中国当下有一批年轻人，愿意回到故乡，去把家乡建设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邱勇认为，人才队伍建设是第一位的，需要特殊政策，极大地提高在贫困县和基层工作的干部和人才待遇，让干部、人才、年轻人安心工作。因此，要把培养本地人才和吸引外出学习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作为第一要务。一批优秀的年轻人和人才长期扎根基层，是实现脱贫的长远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