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西方民主选举中的投票悖论
近期，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两党内部候选人产生及两党候选人的争夺如火如荼，但同时又乱象频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大选成为近年来美国选举制度弊端的集中体现。在以“投票”作为民主象征的美国，民主制度何以走入当前歧途，值得深思。
说起民主，很多人往往会提到雅典。但如果要以雅典作为最古老的民主形式，就必须知道，雅典并不搞什么“自由选举”，而是靠抽签来决定领导人的。
例如，雅典重要的决策机制是500人议事会。当时雅典有10个部落，每个部落可以产生50名议员，这些人从年满30岁的自愿候选人（前提是雅典“公民”）中抽签选取，加在一起正好500人。
而且，其他官员的产生也靠抽签，包括负责司法的约500位评审员，负责行政的约700位执政官中的600余人等。除了将军、司库等极少数需要专门技能的官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其他所有官员都是从年满30岁的公民中抽签选出，不设经验、技能或财产资格方面的限制。
为何雅典会认同“抽签”而非投票？有学者总结了几个因素：抽签难以被人操控，无论是巧舌如簧还是笨嘴拙舌者机会都一样平等；抽选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实现了机会平等；如果严格遵循随机原则，最后抽签产生的样本基本会与人口总体特性一致；抽签的方法植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念，这才是雅典得以实行民主制的原因。孟德斯鸠则曾评价说：“用抽签的方法进行选举是属于民主政治的性质，用选择的方式进行选举时属于贵族政治的性质。”
这种用抽签决定领导人和参与决策代表的方式，在欧洲一些地方延续了很长时间。比如，直至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共和国仍然用抽签的方式来选择执政官。在佛罗伦萨，抽签选择执政官是共和制度中的关键体制；而在威尼斯，某种程度的抽签制度一直延续至这一城市共和国在1797年垮台。
近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制度，是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后开始推广的。当时，欧洲进入了历史大重组时代，这一时期欧洲的社会和政治运动被亨廷顿称为“第一波民主化”。在这股浪潮中，选举称为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或争取扩大选举权。当时的欧洲国家规模也大大超过了古代城邦。因此，欧洲国家相信国家治理需要依靠代议制，这才有了代议制民主的逐渐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最为直接民主的瑞士，人们对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也并不太感兴趣。在现代国家中，瑞士使用全民公投的频率名列前茅，投票表决国家大小事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1848年至今，瑞士已经举办过570多次公投，每年几乎都有3、4次。但是，瑞士却并不愿意直接选举最高领导人，而是由国会每四年选举一次。历史上，瑞士曾有数次动议倡导国民直选政府，但每次都被选民所否决。瑞士人拒绝直选的理由是，一旦全国大选，候选人就会耗费大笔资金和大量时间在全国广为竞选，这太浪费了。
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两党“烧钱”的规模和速度，纷纷创下了近年来的新纪录。而这种局面，只是这些年来美国金钱政治“加速度”发展的缩影。
“我1976年初次竞选议员时没有搞过民调。8年后参加全国范围的参议员竞选时，我做了一次民调，并且像多数候选人一样严重依赖电视广告传达自己的竞选主旨。我还记得，竞选当中有个转折点，我的对手维克托·阿什在民调中逐渐缩小与我的差距。我的顾问们在详细审查所有民调信息、谨慎测试可能发布的电视广告后告诉我：‘如果我们把这条广告放这么多点（指所购广告以点为计量单位），如果阿什的反应如我们所预期，然后我们购买这么多点播放对他的反应的反应，三周后，你在民调中的领先幅度将增长8.5%。’我批准了这项计划，在三周后惊讶地发现，我的领先幅度果然增加了8.5%。我当然很高兴，但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关于我们的民主，这揭示了什么？”
戈尔自己就曾感慨：美国建国元勋们建立起来的代议民主制度，在今天已面临被金钱彻底掏空的危险，金钱统治着美国的民主政治，许多美国的高层精英们在玩用金融控制美国民主政治的游戏。
无独有偶，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出席电视访谈节目时说：“我可选不了总统了。如今要是弄不来两三亿美元，无论是还是共和党，都不可能给你提名。”“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属于少数人的寡头政治。我认为，这对美国政治相关的基本道德伦理准绳的损害尤深。”
众所周知，美国竞选花销快速增长。1860年，林肯竞选美国总统时花了10万美元；但1980年的两位候选人花费平均达10亿美元；2008年则猛升至24亿美元。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各候选人总开支超过60亿美元。而如今，就算是要竞选一名美国参议员，平均开支也要在500万美元以上。
这些费用，要给竞选班子开工资，请高级顾问，投放媒体广告，实施各类路演，还要印刷宣传资料等等。奥巴马在2012年成功连任，但他给自己的竞选班子发了1700万美元的工资和奖金，在网络媒体广告一项上就支出了1350万美元。而在局面不定的“摇摆州”，双方更是斥资数千万美元投入电视和广播宣传。
当然只能是靠候选人“化缘”而来。拉关系、找赞助，这是西方竞选的规则。为此，在有些国家，候选人不惜铤而走险，冒着被法庭调查的风险，私下里接受“政治献金”。
而在美国，对于政治捐款的限制近年来进一步放宽。2014年4月，美国最高法院对于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作出判决，废除了个人对多个选举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总量上限。这一裁决实际上取消了“水门事件”后美国对于个人向联邦候选人或政党捐款的重要约束，大幅度增加了主要捐赠者在联邦选举中的重要性。大金主、拥有富裕支持者的候选人无疑使这一裁决的受益者。这也必然导致美国民主被金钱操控的状况更为制度化和表面化。而在此前，根据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的一项判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已经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的重要新角色——其可以不与政党和候选人协调，就能够筹集和花费不限金额的资金，从而对选举施加重大影响。在名义上PAC并不受政党领导人指挥，但在实际上，他们大都会在美国两党中旗帜鲜明地选择支持某一方。
这两次判决明显增加了大金主对大选的影响力，拓展了他们影响和掌控美国选举政治的渠道和方式。政党领导人的选举话语权也大为加强，他们可以自己政党候选人的名义索要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支票，从而加强政党筹款能力。
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选举制度，实际上就是以金钱购买权利，是“有钱人拿钱买候选人，候选人再拿钱买选票”，这成了一种公然的制度腐败。“投桃报李”是西方选举政治中的潜规则，这些候选人一旦上台执政，一般都按照贡献大小原则对捐助方给予“红利”回报，或将他们派驻国外当大使，享受国家预算给外交官的各种好处；或让他们担任内阁阁僚，直接获取权力等。这种隐形腐败在西方多数国家是一种公开的秘密。
除去金钱因素，“信息不对称”本身就使选举很难代表选民的意志。这也使得投票并不能达到最优效果。
选民是靠媒体报道判断候选人的，但精选中的信息永远是不对称的。选民得到的信息永远都是组织精选的政党们有选择地透露出来的。透露哪些信息，不透露哪些信息，可能都是为了某些目的。但选民并不知道内幕，只能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判断，有时还会出现“逆向选择”。
前几年，法国选举中就出现过这种现象。比如，法国国民阵线是一个极右翼政党，公开宣扬种族主义立场，鼓吹对非“纯种法国人”实行歧视政策。这一政党的立场太过极端，因此在选举中一直没有太多市场。然而，因为法国的左右翼政党的执政纲领和政策相差无几，而民众对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上台执政的政策都不满意，逐渐失去了耐心。2002年法国大选时，许多选民在第一轮投票故意投给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结果，勒庞在首轮选举中击败了呼声强劲的前法国总理若斯潘，得以进入第二轮与竞选连任的总统希拉克对决。这震惊了整个舆论界。后来，法国左右翼政党大动员，在各地广为宣传极右翼政党上台的危害，才避免了勒庞在第二轮当选。
法国选民在第一轮投票中的表现就像是“逆向选择”，他们不是赞成勒庞的竞选主张，而是为了抗议传统政党的候选人没有新意。但是，一旦政治家们掌握了“逆向选择”的规律，就会在竞选时故意利用这种规律。
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的出现也属于这种“逆向选择”的类型。尽管共和党大佬几乎一致抵制特朗普，尽管特朗普在竞选中一再发表“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抨击华尔街、抨击非法移民、质疑穆斯林移民、公开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但共和党基层选民还是有很多在投票支持特朗普。这背后更多是因为他们反感共和党内的那些传统政治精英，他们投的是“抗议票”。
一些民主派把自由选举当做民众正确选择的唯一基础，但其实，这种理论的前提是一种假设，即选民是理性的，能审时度势，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好恶做出最合理的选择。而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出理性选择，则其决定自然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最佳选择。
但实际上，民众在投票时可能更喜欢口号式的东西，相信他们认为得到的信息（而非真正得到的信息），而且，普通选民很难有时间去钻研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卡普兰用大量的调查数据证明，“选举政治”并不能自动导致最佳选择，因为选民有意或无意之间会有非理智倾向。
在上述各种背景下，过去几十年里，美欧等国参加选举投票的人数在不断下降。过去26届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平均仅为48%。而在加拿大选举委员会的调查中，当被问及“你的投票在这个国家有作用吗？”时，60%的受访者回答是否定的。很多受访者认为“参与选举没有意义”、“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与此相关，2008年的加拿大联邦投票选举中，投票率已经跌至历史低谷的59%。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弗格森引用欧洲的统计数据表明，德国人和法国人中对政治感兴趣者也越来越少。这其中有一种“政治疲劳症”：选民们无奈地发现，无论自己投票与否，最终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选民投票率持续下降，以及数量相当多的选民对于政党政治的淡漠，已经引起了西方学界和媒体的关注与忧虑。弗格森对此的提醒是：“我们始终不应忘记，一个民主制度的坍塌之前，总会出现以下不良前兆：选民投票易变度高，党派纷争不断，公然的政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