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在当事者看来“无疑地形成了今日社会运动的主潮”，在今天的研究者眼中，它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并认为对今日的农村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甚至有学者模仿当年的做法开展新乡村建设运动，试图为当代的三农问题求解。

　　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在当时就截然两歧，赞同者认为它找到了改革农村的方案，代表了中国发展的希望和方向，批评者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以温和的手段从事枝节的社会改造，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空而无用”。在“”前后的大批判式评价坐标中，乡村建设运动甚至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帮凶而被痛加挞伐。学术研究回归常态之后，当年的两歧评价依然存在，主要观点也似乎并不比当年更为深刻。因此，无论是从现实关怀出发，还是以学术求真为尚，这一涉及领域广阔、具有极强实践性，并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官方与民间相为扭结交汇的社会运动，必将继续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也必将继续众说纷纭。

　　与任何社会运动一样，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生和壮大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作为一种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直接目标的实践性社会运动，必然有其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雪上加霜的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农村“破产”，是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这种破产，表现为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者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价格惨跌，并致土地价格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离村率上升，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等。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的普遍认识，是知识界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强大动力。与当代学者更多地将农村、农民、农业作为“问题”看待，关心“三农”问题更多地出于良知，解决“三农”问题更多地是为了防止其破坏性作用的观念和做法很不相同，在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知中，农村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这一看法有其现实的基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基本上仍然是农村社会。30年代初，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高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农业所占比重达到90%，因此，认为“国民经济完全建筑在农村之上”。这是就经济而言。在文化上，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西方的可取之处“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要嫁接在乡村这棵老树上，才能发荣滋长。在政治上，新的政治习惯的养成、新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奠基于乡村民众的自觉。如在梁漱溟看来，民国以来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换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而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如果说，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强调乡村的重要性属于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背景的晏阳初最终选择以农村为工作对象，就更能说明农村在当时人心目中的份量。

　　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我们不应该仅仅将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消极应对的产物，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惟有理解和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和把握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

　　如果说，乡村建设运动在30年代逐渐汇聚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的话，那么，它的源头的涓涓细流却发源于不同的时间，也曾流经不同的区域。据统计，20世纪 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这些团体和机构，性质不一，情况复杂，诚如梁漱溟所言，“南北各地乡村运动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但关心乡村，立志救济乡村，则是这些团体和机构的共同点。

　　形形色色的乡建团体的出发点各不相同，有的从扫盲出发，如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有的有感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形的根——乡村和无形的根——“做人的老道理”在近代以来遭受重创，因此欲以乡村为出发点创造新文化，如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有的从推广工商职业教育起始，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有的以政府的力量推动乡村自治，以完成训政时期的政治目标，如江宁自治实验县；有的身感土匪祸乱的切肤之痛，因此以农民自卫为出发点，如彭禹廷领导的镇平自治；有的则以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为发轫，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然而，一旦人们从各自的入手点开始工作，就会发现乡村社会中各种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要想改变乡村面貌，非求“连锁解决”是办不到的。如扫盲识字的农民张三，却发现自己仍然与隔壁的“瞎子”李四一样贫穷；政治上的自治组织建立之后，还要培养公民意识；优良动植物品种引进后，如果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销售渠道，就很难获得增值的利益；而如果不进行卫生保健方面的改良，其他工作都要受到极大的影响……等等。总之，随着工作的进展，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问题的关注由点到面，并逐渐接近。这种接近，一方面是指各主要乡建团体所进行的工作无论以何者为切入点，后来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当时常概括为“政、教、富、卫”四个方面，即众多的乡建流派最终汇合成有相同内涵的乡建运动。另一方面是指组织上的接近。

　　1933年7月、1934年10月、1935年10月，从事乡村建设的主要团体代表分别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和江苏无锡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交流经验，讨论问题。参加会议的团体数，由35个增加到76个、99个，出席会议的代表由60余人增加到150人、170余人，可谓规模盛大。会后均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出版。到此时，乡建运动已经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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